日本女排在上世纪60年代异军突起，在世界排坛横扫一切。1962年夺得世界锦标赛冠军，1964年夺得东京奥运会金牌，还创下了连续118场国际比赛全胜只负9局的纪录。欧洲人称她们是“东洋魔女”，率领这支队伍的就是“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先生。

东京奥运会后，大松先生率“魔女”到中国进行表演和比赛。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邀请大松先生来华对中国运动员进行训练，我们这些小队员曾在看台上观看大松先生训练中国女排和男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松先生有几个独创的训练方法和技术：一是多球训练；二是滚动防守；三是勾手飘球；四是小抡臂扣球；五是极限训练。这些训练方法和独特的技术，我的教练也是首次看到。

大松先生在中国并未举办教练员培训班，他的这些方法和技术都被视为通向世界高峰的有力武器。我的教练都曾是中国女排的佼佼者，她们决心把这些都学到手，再教给我们。因此，就有了她们先学，在摸索中再教我们的苦上加苦。

多球训练是最容易的，每队从十几个球增加到几十个或上百个，训练项目也从两人一组，改成了连续接球和排着队抛扣，运动量翻倍增长。

其次是勾手飘球，不管怎样以前有大力勾手发球的基础，抛球的高度、转身的时机、击球的部位等技术要领可以模仿，要体会的就是击球动作上的细微变化，可以发出不同性能、落点的球，这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在教和学中共同摸索的。

小抡臂扣球在我国运动员中也有人采用，但当时还不成气候，日本队的三号位快攻命中率很高，我们这些初学排球的小队员不可不学。当然，又是教练先学。记得那时曾是我国第一代主攻手的金东熙指导，硬将她那出名的直臂扣球改成了小抡臂。

最难学的算是滚动防守救球，以前谁也没见过，救远球就是鱼跃。几位女教练刘瑄、金东熙、马纫华自己先琢磨滚动垫球动作，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单肩着地后滚动的方向也探讨了好一段时间，最后选择了救球后立起时正好是一个半蹲的准备姿势。为了垫球稳又少挨摔，教练强化我们掌握重心低，平行于地面滑出的要领，为此，竟想出了一个“损招”：借来田径队的标枪，把实心球吊在枪尖上，让我们击球后滚动。看着那锋利的枪尖，我们早早就压低了重心。直至今天，队友们聚会时还常常说起那个令人难忘的标枪。学会滚动救球，我们每个人，当然也包括教练，身上磨破了皮结了痂，再磨破又结痂，这样的反复不知有多少回。

最难熬的就是极限训练，大松训练法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极限训练。现在运动员把这项训练叫“单兵训练”，单人防守一般要起10到20个好球，我们那时是起50个。其实起不起球，分寸都掌握在教练手里。这项训练总是安排在技术训练课的最后，要求垫起来的球可供二传调整，没摸到球就扣一个好球数，没有200个球别想完成。教练后来透露了天机：要看运动员的“脸色”决定到没到极限，白脸上场，跑成红脸，然后是白脸，接着气喘吁吁，到嘴唇周围发青了，就达到目的了。没练过的人可以试试，嘴发青时是什么滋味！要知道，我们队是每天一个极限！据说男运动员一周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极限训练，因为恢复不过来，而女运动员可以每天一次。这话是不是大松先生说的，我们不得而知，这话有没有科学根据，当时也没人质疑，我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试验品”。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在训练中掉眼泪，就是在极限训练时。记得那天从早晨6点开始出早操，早餐是在体育馆吃点心，吃饭后有一个小时的发球训练，然后就是技术训练。中午1点多以为下课了，可教练说还有单人防守。我是队长，就主动要求第一个防。我想给大家鼓鼓劲，很卖力气，起球很快。教练一看就开始“不算”了，起了好球不是说太矮，就是嫌太远，我又累又气又委屈，真是筋疲力尽。这时，听见在一旁捡球的队友王立梅哽咽地喊：“玛琍加油！”我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即使那样教练也没手软，还是把我练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