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环保意识较高，并非与生俱来。提高环保意识没有捷径，要靠政府、企业、学校、社区和市民各尽所能，持之以恒。
　　首先，环保意识提高离不开环境立法的推动。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历过严重的水质污染和空气污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１９５６年的水俣病，１９５７年的痛痛病，１９６１年的四日市哮喘病，１９６４年的米糠油事件。公害给人们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国民要求政府强化公害对策的呼声不断高涨。１９６７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１９６８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止法》和《噪音规制法》。１９７０年第６４次国会上重新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并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等１４个相关环境法案，使此次国会成为著名的“公害对策国会”。相关法律还加进了居民应该享受良好环境的“环境权”这一新见解，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共鸣，“环境权”成为日本此后环境立法的基本理念。

　　其次，环保意识提高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上世纪６０年代是日本公害事件的高发期，产生公害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将伴随生产产生的废弃物直接排放和随意丢弃。７０年代是公害诉讼的高发期。作为当事人的企业不仅要支付诉讼费用、受害者救济费用、环境再生费用，还要承担道义责任和企业声誉下降的负面影响。公害诉讼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企业环保意识的提高，进而促进了企业环境技术革新。在公害发生最多的制造业，最初只考虑如何处理排放的污染物，后来则注重如何减少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等“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日本的环境产业经历了从“公害防止型”、“资源节约型”到“资源循环型”的变迁。

　　其三，环保意识提高与环境教育普及相辅相成。１９７０年，“公害”一词首先在日本《小学学习指导大纲》中出现。１９７１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在社会课程中增加有关公害的学习内容。在“环境教育”还未引进日本之前，环境教育是以公害教育这一形式存在的。日本学校的环境教育大致分为亲近自然教育、了解自然教育和保护自然教育三个阶段。除重视学校环境教育外，日本还重视社会教育和社区教育，在培育个人自由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同时，平衡自由与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渗透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参与环保社会活动的自觉性，增强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承担义务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