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出现首相频繁更迭的“乱象”呢？

2009年7月21日上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与全体内阁成员签署了解散众议院的文件。下午1时，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宣读了解散诏书。宣读完毕，按照日本惯例，麻生首相与大家振臂高呼“万岁！”，表情茫然，若有所失。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也起立鼓掌，神情庄重，踌躇满志。

麻生这次举起“尚方宝剑”解散国会，是在本届众议院即将于9月届满到期的情况下提前解散的，也是在执政10个月内始终找不到有利时机，而不得不在首相人气低迷、自民党支持率低迷、经济景气低迷的情况下被迫解散的。这次解散，实际上意味着麻生首相将告别“相位”，成为继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之后第三个执政一年的“短命内阁”；而且也意味着执政近53年的自民党，将继1993年之后再次丧失执政党地位而沦为在野党，麻生很可能成为“宫泽喜一第二”，成为丢失联合政权的“罪人”。

日本首相更迭乱象

麻生太郎是自1885年日本内阁制建立以来的第59位首相，战前共有29位首相任职。二战结束至今64年间，日本换了30位首相，即平均任期约是26个月。冷战终结以来，首相更迭愈加频繁。从宫泽喜一到麻生太郎，不到20年间已经更换了11位，平均任期不到20个月（约19个半月）。除了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两人之外，其他9位任期都未达到两年，特别是任期刚满一年或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将会有6位（细川护熙、羽田孜、森喜朗、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最短的羽田孜内阁仅仅维持了64天。可以说，日本首相的平均任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最短的。

战后除了意大利（21位）之外，各国首相（或总统、总理）更换的人数，英国和加拿大最多是13位，美国12位，法国和德国分别为8位，平均任期分别是日本的两到三倍。

首相如此“制造”

世界经济大国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作为一个现代议会民主制国家，为何出现这种首相频繁更迭的“乱象”呢？原因固然可以列出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教育等诸多方面，然而毋庸置疑政治原因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政治方面来看，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三大因素，即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个人风格。

频繁“换相”是日本政治体制转型期的突出表现。回顾战后日本60余年的政治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每到政治体制主要是政党体制的转型期，首相更换就变得频繁，“短命内阁”就愈加集中。战败初期，9个月内就更换了3位首相。

在政党政治恢复和“55年体制”的形成时期，不到10年内更换了5位首相，产生了三个“短命内阁”（片山哲、芦田均、石桥湛山）。在自民党一党优势的“55年体制”下，政权普遍比较稳定，除了瘁死在任上的大平正芳外，执政大都超过两年。然而，长期以来“政官财”结合，利益政治盛行，金权腐败不断。国民在“求新求变”的意识下，推动着体制的变革。当“55年体制”走向崩溃之时，更换首相的大戏便又开始频繁上演。1989年的10个星期内，就有3位首相登台表演。从1989-1994年的5年间，日本政坛竞先后有7位首相登场。近年的“一年一相”，凸显了“多党联合政权时代”过渡期的特征，可以说是从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向“两大政党制”逐渐转型的显著反映。政党体制的转型成为首相频繁更迭的基础动力。

派阀政治的特性是内阁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日本首相不是国民直选，表面上由国会议员推选产生，也就是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出任，即自民党总裁往往就是首相。然而，总裁的产生，实际上是自民党内派阀利益平衡的产物，是派阀首领们在烟气腾腾的“密室”里博弈后决定的（即使是经过党内选举）。如被誉为“日本政坛教父”的“竹下派”会长金丸信，曾经就是著名的“首相制造商”。

选择首相考虑的因素，往往是出身派阀的大小、资历的深浅，权力意识或协调能力，甚至是是否容易操控等，推出的多是“权力追求型”的协调性人选，而未必是有真才实干的“理念追求型”的领袖人物，这就决定了首相的“脆弱性”或“过渡性”。日本首相没有任期规定，而自民党总裁有任期，从2002年起定为一届任期3年（此前是2或3年），最多可任两届。任期较短虽说也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派阀“逻辑”决定了首相不能恋栈久留，在没有朝野政党更替的条件下，派阀内部要“轮流坐庄”，即使你拥有高的国民支持率，那也不行。“雄辩天才”海部俊树就是在56.7%的高支持率下黯然挂冠而去。

民主中掺杂的“世袭”

选举制度的“世袭化”倾向客观上造就了“低能首相”。日本的“世袭政治”不仅扭曲了民主精神和价值观，有损于国民对政治的信任；而且阻塞了人才选拔渠道，不利于政治家素质的提高。继承了前辈“地盘”、“脸盘”和“钱盘”而当选的“世袭议员”中，固然不乏年轻有为者，但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世袭体制”往往会产生不少缺乏韧性、养尊处优、能力平庸之人。

2007年9月，执政刚一年的战后最年轻的首相、“三代世袭议员”安倍以“健康原因”突然辞职，又是一年后的“世袭首相”福田康夫仍然是撂了挑子。这些经不起挫折的“草莓族”或曰“温室花朵”，给人的感觉是，政权得来全不费工夫，而弃之也就“毫不珍惜”了。日本国民不得不怀疑这些“世袭子弟”们是否能够真正胜任政治家的大任？“五代世袭”的麻生首相又将何去何从呢？

“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是内阁频繁更迭的深层原因。由此衍生的“伙伴观念”、集体协作意识，一定程度抑制了强势英雄式人物的出现，造成了上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流坐庄”形式。而集团主义的传统“家族观念”，即传承家业，光宗耀祖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终极使命。即使是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亦往往难以脱出这个精神窠臼，无形中延续了“世袭政治”的现实，造就了“先天不足”的首相“后备军”。

政治家个人能力和作风也是影响内阁“寿命”不可忽视的因素。纵观日本近30年的政坛，三个长期政权即80年代的“总统型宰相”中曾根、90年代的“剑客首相”桥本和2000年代的“永田町怪人”小泉，可以说都是“理念追求型”的实干型政治家，均获得了很高的国民支持率。三位任内都高举“改革”的旗帜，均不约而同地设立咨询机构，加强了首相权力，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赢得了朝野政党和国民的认可和赞誉，维持了同时代的长期政权。反之，那些“权力追求型”的政治家，则多数成为首相官邸的“匆匆过客”。

民主党或将上台

如今，面对本次“选择政权”的大选，麻生后的日本政局将向何处去？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18日和19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希望民主党获胜，23%选择自民党；民主党和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分别为36%和18%，麻生内阁的支持率跌到17%；至于谁更适合当首相，鸠山（28%）超过了麻生（11%），但问题是超过半数的57%的受访者认为两人都不适合当首相，暗示了鸠山不乐观的前途。因此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民主党将取代自民党上台执政，但其没有绝对优势，同样可能吸纳其他小党共同执政，继续着日本“多党联合政权的时代”。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政局的动荡和变化还将持续一段时期，政权不稳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常态，其间还可能出现两党的交替反复，逐步向稳定的两党制过渡。

正如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比喻的那样，自民党和民主党就像是“咖喱米饭”和“米饭咖喱”，没有大的区别，有的只是“调料”的多少而已。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即使民主党上台，其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沿袭自民党对外政策的“大政方针”，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强调自己的“特色”。

就中日关系而言，民主党内部成分复杂，意见存在分歧。现任代表鸠山由纪夫被视为对华友好的人物，他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承认侵略历史，主张推行“与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也能共生的友爱外交”。今年6月，鸠山对中国驻日大使明确表示，“实现政权交替后，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随着双边关系进入相对成熟的理性阶段，在中日战略互惠的框架下，中日关系将逐渐向前发展，结构性矛盾或摩擦不可避免，但一般不会发生大的逆转。然而，鸠山代表与小泽代表代行领导下的民主党，同样将推动修宪，扩充军力，追求政治大国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