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今天刊发时事评论员余永胜的文章说，9.18事变过去整整75周年了。当年的当事人大都已经逝去，但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却仍困扰着中日关系的现在和未来。虽然1972年中日邦交时确立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仍应是支撑中日关系的基础，但近年来日本社会却在是否应坚持“以史为鉴”上出现了偏差，整个社会呈现明显的右翼化趋势。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靖国神社的负面效应     说到日本国民的历史观，不能不提靖国神社。静态地看，靖国神社集中反映和体现了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动态地看，靖国神社对日本国民历史观的形成有明显的诱导作用。靖国神社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游就馆里。“游就馆”这个名字，出自中国经籍《荀子.劝学》：“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在为参观者树立一个榜样。但实际上，游就馆完全可以作为荀子这句话反讽的对象。游就馆有两大主题，一是介绍战争的缘由，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归为苏联、美国、英国、甚至中国“压迫”的结果；二是介绍战争的目的，将其解释为帮助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因而是“圣战”。展示这样荒谬的历史观，竟然被长期供奉，在外人看来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许多中国人对靖国神社的认识有一个误区，认为由于它是宣扬军国主义的场所，所以只有右翼分子才会光顾。事实远非如此。靖国神社是日本纪念“国家英雄”的最正式场所，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国民的感召力非常强。这也是日本领导人经常不顾邻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日本政府之所以把甲级战犯也放在这里，与其说是祭奠死者，不如说是激励活者。这样一个场所对于日本国民历史观的诱导作用可想而知。某种程度上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国民历史观的一个缩影。     历史教科书淡化侵略战争     毫无疑问，对于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教科书。许多人都知道，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荒谬至极，但实际上，对日本青少年危害最大的还不是这部分教科书，因为它的使用率极低，不到全日本学校的0.1%。其实，即便是普通教科书对于战争的描述和定性也远不到位。比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修改时，将其中的侵略一概改为“进入”；现在，日本政府仍然把8.15战败日暧昧地称为“休战日”。这样的历史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可想而知。     所以，中日韩三国联合编纂历史教科书的中方专家认为，中日双方分歧的实质不在于历史事实，而在于历史观上。日本学者往往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地纠缠于具体的历史细节，而对历史的宏观定性却作淡化处理。     日本新一代想甩掉历史“包袱”     尽管教育对日本青少年产生了明显的误导作用，但要完全遮蔽历史也是不可能的。许多日本青少年还可以从各种渠道了解历史真相。日本青少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新一代想摆脱历史包袱。在他们看来，二战已经过去60多年了，当初的错误是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犯下的，如果要他们来承担后果，这不公平；尤其是，现在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时候了，如果总在历史问题上挺不直腰杆，迈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就会更加困难。     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非常短视的，因为正确对待历史是走向自新的开始，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话说，就是“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无名烈士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世人就此评论说：“勃兰特跪下了，德国站起来了。”这其中的道理，对于日本来说应当不难理解。     德国对日本的镜鉴意义     欧洲的二战历史与亚洲很相似，都经历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对周边邻国的残害。但欧洲已经实现了全面和解，其和解过程和方式对亚洲有着突出的镜鉴意义。     在欧洲，“盟国”宽容与大度的前提，是德国对自己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反省与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仇结解开的关键，是施害者对自己的过错有个正确说法。这方面，日本显然还欠缺很多。当日本的首相们对亚洲人民说“反省”之后便溜进靖国神社参神拜鬼的时候，他们更应想到跪在受害者墓碑前的那个德国老人；当日本国民强调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作为减轻责任的借口时，他们应该知道，领导欧洲和解的前德国总理科尔和施罗德的兄弟与父亲在二战中一伤一死，两人却没有因此而替德国开脱；而当施罗德把盟军诺曼底登陆这一天称为“解放日”的时候，日本却将8.15称为“休战日”。欧亚在和解路上的同途殊归，无疑值得各方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