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１１月１２日刊文《日本饱尝定量宽松苦果》，文章认为，超宽松货币政策给日本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或将对其经济造成结构性破坏。主要内容如下：

　　围绕定量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问题，人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下。然而，日本的经历表明，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一个明显的负面后果：它会对经济造成结构性破坏。

　　问题源自极低的资金成本。日本新增企业贷款（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贷款）的平均利率已降至近1%这一史无前例的水平，而整体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略低于1.5%。摩根大通(JPMorgan)驻东京的股票研究部门负责人杰斯珀 科尔(Jesper Koll)表示，依靠这些低息贷款，许多效率低下的企业生存了下来。

　　当前各类产品市场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同时日元汇率自套利交易(carry trade)消失以来不断走强——套利交易在日元被视为廉价融资工具时期极为盛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韩元贬值的影响尤其严重。韩国大企业给日本电器巨头带来了极大冲击，使日本的国民自豪感严重受挫。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银根宽松往往会“冻住”现有的产业结构。用冯 米塞斯(von Mises)、熊彼特(Schumpeter)或哈耶克(Hayek)等奥地利人的理论来解释，日本于1990年破灭的泡沫助长了被他们称为“不当投资(malinvestments)”的经济扭曲，这些是在信贷驱动下的实际资本投资，当信贷泡沫破裂时往往会造成亏损。这些错误投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当初经济出现泡沫时，需求增加，企业为迎合这种需求而大举扩张，结果导致产能过剩。要消除这种过剩，并向新产业结构转变以反映需求状况的变化，通常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日本而言，转变产业结构意味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实际上，日本融资成本过低，阻碍了熊彼特称作“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因为“僵尸”公司因低利率而得以生存，却严重损害了其他公司的竞争力。更糟糕的是，为推动银行体系向工商企业放贷而引入的公共信用担保制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担心，银行的信用评估能力正遭到削弱，同时生存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则丧失重组意愿。

　　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它表明，日本正在重蹈上世纪80年代泡沫期间的某些覆辙。当时，日本的银行不了解信贷风险，资金成本非常低，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本严重配置不当。同样不寻常的是，随着投资不断减少，日本出现了与中国同样类型的扭曲。中国在雷曼兄弟破产后采取向经济中大规模注资的财政刺激手段，从而导致投资过度，产生了扭曲。

　　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Nakama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总裁中前忠志(Tadashi Nakamae)认为，日本始于1990年的结构性调整如今正进入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效率低下的企业应该遭到淘汰，从而让整个行业恢复盈利。中前忠志表示，在经济重新平衡的过程中将出现过渡性失业率的攀升，不过，失业者最终会在国内服务业和农业领域重新就业。随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变得更为健康，政府税收将会增加，也就更容易解决公共部门的巨额债务负担。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看多日本股市的西方人（这些人越来越多）可能需要三思。中前忠志预计，股市将会暴跌，然后才会迎来牛市。他还预计房地产价格将会下跌50%，主要是因为日本新兴服务业将需要可负担得起的租金。

　　上述情况也应让中国感到担心，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从高速增长到温和增长转变的时期。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平均增长率为9.7%，略低于中国自1990年以来10.1%的增长率。当中国农村地区的过剩劳动力消耗殆尽时，中国将不得不应对薪资上涨压力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缓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将从2015年起开始下降。这一挑战的艰巨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日本从农村过剩劳动力耗尽到劳动适龄人口下降整整用了30年时间。

　　摩根大通的科尔表示，所有人都低估了日本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程度。他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中国。我认为科尔说得有道理。（作者：约翰•普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