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东京9月19日电（记者 孙璐 赵松 滕雪）近十多年间，中国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加入WTO后的各种考验，GDP跃居全球第二，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海外并购，增设或强化海外分行。

然而面临全球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刚刚成长起来并走出国门的海外中资银行发展态势究竟如何？尤其在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中资银行在经营上面临哪些困难，又具备哪些优势？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记者近日对交通银行（交行）东京分行行长夏慧昌进行了独家专访。夏慧昌结合日本市场的特点，以及交行东京分行近18年的发展经验，就相关问题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交通银行东京分行行长夏慧昌

记者：您从事银行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从业内人士角度出发，您是怎样看待当下中资银行国际化潮流的？您认为中资银行在海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夏慧昌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和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给中国银行业却带来了“国际化”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原先“国际化”程度不高、金融创新不足，恰恰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较小；另一方面，在2005年至2007年间，交通银行和工、中、建等国有大行顺利完成了“重组—改制—上市”三部曲式改革，补充了资本，增加了盈利。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已是必然。

关于竞争力，坦率地说，虽然中国银行业近年来进步很大，但是我们与国际先进大行相比，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距。一是在风险管控方面，我们在识别和计量客户及业务风险方面还缺乏历史数据的支撑，另外现行风险控制体系是否真正有效，也还没有经过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二是在服务客户的理念和手段方面，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大多数还停留在口头上，客户的实际体验与其期望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作为管理和服务手段的信息技术系统虽然已经有了极大改进，但在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运用方面与国际上先进的跨国银行相比还存在差距；三是在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上，距离标准化、流程化和规范化还有相当的距离，管理方式的改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但是我们也有优势。首先，我们背后依托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这个经济体现在仍然以年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其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企业和个人接受并使用人民币；第三，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世界上有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的华人华侨华商群体。有学者统计，现今海外（港澳台除外）华人华侨总数大约有5000万，华商总资产保守约3.7万亿美元。这为中资银行在海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客户市场。如果中资银行能够针对这一群体开发出适当的金融产品，不但可以发展自身业务，而且会密切华人华侨华商与祖国的联系,有利于全球华人世界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记者：交通银行的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国际化”,能否向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交通银行国际化战略,以及东京分行近年来的经营状况？

夏慧昌 ：很多人知道交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商业银行，但是不知道交行国际化发展探索的历史同样悠久。交行1908年成立后，1909年就在越南西贡设立了代办处。其后的30多年间，先后在海外开设了新加坡分号、香港分号，仰光分行，驻日（东京）经理处、谅山通讯处、西贡支行、海防支行以及菲律宾交通银行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交行又重启了海外设点的步伐，先后在纽约、东京、新加坡、首尔、法兰克福、澳门等设立了分行。

2009年，交通银行提出了“两化一行”发展战略，即： “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再次加快了国际化发展的步伐。按照“以亚太为主体，以欧美为两翼”原则，近两三年来，交行先后在胡志明市、悉尼、旧金山和台北设立了分行，在伦敦设立了子银行。目前，交行在境外银行机构已经达到12家。

东京分行自1995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服务华人华侨及中资企业，致力于推动中日间经贸往来的增长，一直坚持稳健合规经营。近年来，东京分行也抓住机会，大力发展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一是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东京分行资产规模已经达到3300亿日元，较年初增长40.5%，是三年前的3倍多；二是盈利水平大幅提高，今年上半年实现税前利润20.26亿日元，同比增长75%，较三年前翻了两番多；三是不良资产逐年“双降”，减值贷款余额下降到2.46亿日元，减值贷款比率下降到0.08%；四是资产收益率、净息差持续提高，成本收入比持续下降；五是客户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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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东京分行柜台

记者：日本市场非常成熟但近年来增长乏力，交通银行如何克服困难、实现在日本市场的增长？

夏慧昌 ：确实，近年来日本市场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银行之间对贷款、项目以及客户的争夺就更加激烈。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抱团，对本国产品有近乎偏执的推崇与热爱。日本企业与其主办银行关系深厚，其他银行要想进入很难。在日本做得好的外资银行不多，近年来有些欧美大行纷纷收缩在日本的业务线，有些小行干脆撤出了日本。虽然日本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其中无形的壁垒或者“玻璃墙”还是很多的。这一点，我们在经营中感受还是很深的。

这几年，我们东京交行的业务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一是要归功于内外联动，二是有赖于业务创新。

国家十二五规划鼓励企业“走出去”，金融危机后，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把内外联动作为我行业务发展的突破口，通过业务创新满足“走出来”的中资企业各种需求。我们境外分行与境内分行，发挥各自的优势，联合为客户提供融资、汇兑等金融服务。如果没有联动，任何单独一方都不可能为境内客户降低融资成本，不可能为实力还很弱的“走出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创新也不限于内外联动。在服务现地客户，尤其是华人华侨华商这个群体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据统计，目前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大约有80万人，其中有些人在日本已经工作生活多年，但是并没有加入日本籍或者获得“永住”资格。他们想买房，但是，由于身份问题，在日资银行就贷不到款。在日的中资银行此前也都没有开办此项业务。2010年年底，在经过市场调研后，我们就下决心推出针对华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但是，几个月后就在我们准备的差不多时，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了。强震使很多原来准备买房子的人望而却步，也让我们犹豫是否还要继续推出这项业务。经过再一次的风险评估和综合分析，我们最终还是在三个月后发放了首笔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该业务推出后，受到了在日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

针对一些由华人开办的中小规模贸易公司，我们也推出了无抵押和无担保的贸易融资产品，帮助那些信誉好、懂经营、有合同订单的华人华侨做成生意。一些华商在我行的支持下快速扩大了业务。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日本市场的情况，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正在实施所谓“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舆论认为这给中国带来很大压力，您对此怎么看？日本当前的金融经济政策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夏慧昌 ：日本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直接表象就是日元贬值。就经济界的普遍认识来说，没有一项刺激政策是“万能药”，能够“包治百病”，量化宽松政策同样不例外。一方面，日元贬值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日本的出口，这对同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中国来说，肯定带来部分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日元贬值使得中国对日本的进口成本下降，技术引进和进口半成品的企业经营成本可能会降低。

目前，“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正在逐步实施，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短期效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刺激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还需要给企业一个“购买、生产、销售”的完整周期进行消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类市场参与主体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都会对金融政策及其决策者产生影响。我们预计在后期，日本的金融政策可能还会存在许多调整，但从日本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看，日本央行短期内不会放弃或缩小量宽政策，以显示央行实行彻底的量化宽松政策姿态和决心，给市场更多的期待，并激发企业的投资兴趣和市场投资者的欲望。至于量化宽松政策的正面效应如何，对中国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更多量化分析和观察。

记者：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十分严重，但是似乎仍能坚持，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老百姓有钱，可以通过购买国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夏慧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日本的政府债务到底有多重。日本是世界上举债最厉害的国家，按债务占GDP比重看，日本已高达247%，甩开第二名希腊（157%）近100个百分点，远超欧债危机国家的水平。据日本财务省披露，截至13年6月30日，日本包括借款在内的公共债务余额升至创纪录的1008.63万亿日元，比三个月前高出1.7%，其中有830万亿日元属于政府债券。

其次，到底谁在持有日本的政府债务。根据数据统计，9成以上的日本债务持有者是日本国内的机构。截至7月20日，日本央行持有政府债务156万亿日元。截至今年3月31日，日本全国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为285万亿，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估计其中大部分都是日本政府债务。还有各类基金、证券、保险等机构和个人均大量持有日本国债。

从以上数据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债务很重，但持有者大部分是日本的机构和个人，是否继续持有取决于其风险偏好和对政府的信心。从短期来看，“安全第一”的风险偏好并未发生改变，机构和个人对政府的信心还在不断增加，因此，日本政府还可以继续其“借新还旧”的做法，甚至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当然，无限制的扩大债务也不可能，市场总有一个承受度。因此才会有增加消费税，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养老金支出等财政政策。如果顺利的话，通过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的互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可能为日本实现中期温和通胀及赤字削减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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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起3.11大地震，在那期间，因为福岛核电站爆炸导致的核泄漏对东京影响很大，外国侨民以及很多本地日本人纷纷逃离东京。据悉交通银行东京分行一直在开门营业，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夏慧昌 ：我一直认为，作为银行，守信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都要信守承诺，尽责、履约；作为在海外的中资银行，服务华人、维护侨胞利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

3.11大地震发生后，东京都内交通瘫痪，食物短缺，空气和水一度都被核泄漏所污染，各种恐怖传言不断。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东京，远在国内的亲人们也一个劲地催促我们的派驻干部们赶快回国。但是，大家都选择了坚守岗位，保证了分行在最困难的时期始终正常对外开门营业，服务客户、按期履约。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许多华侨华人要把自己多年来在日本打拼积累下来的金钱汇寄回国。他们有的急匆匆赶来却忘了带相关凭证，有的情绪焦虑、内心矛盾、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定，有的提出了一些超越银行规定的要求。员工们一一耐心解释，帮助他们梳理分析、想办法，尽可能在合规的前提下为他们解决问题。

在回国避难的大潮下，一些华侨客户表示将离开日本，在银行办理了汇款手续以后，几乎是每隔十分钟就要打来一个电话，询问国内何时能够收到汇款。员工们充分理解这种心情，一次又一次地给日本的、国内的有关银行打电话，询问款项的走向，及时地把结果回馈给客户。

地震期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小额现钞告急。我们多方筹措，包括向日本中央银行申请，解决了现钞不足的难题。配送现金的那天，正是核泄漏最严重的时期，外界传闻东京将下“黑雨”（也就是核爆炸的粉尘），街上已基本看不到行人。尽管这样，员工们还是顾不得这些传言，冒着巨大的危险前去取款，并把款项按时送达中国大使馆。

记者：您对分行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计划和思考吗？

夏慧昌 ：近些年来，中国银行业实现了高速增长；近几年来，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实现了高速增长。我们深知，这种高速增长都是一定条件下的阶段性产物，都是难以持续的。我们更看重的是持续稳健的增长。未来，我们当然是要根据总行的部署，继续探索自己的合规经营、稳健发展之路。

在日本这样经济发达、市场成熟、文化独特的国家开展业务，与日本本土银行和其他外资银行相比，我们缺乏优势。未来一个时期，我们的业务发展还是要坚持“两轮驱动”：一个轮子是要继续做大做强内外联动业务，一个轮子是要努力提高“本地化”业务规模和水平。而驱动两个轮子的根本动力还是服务与创新。

创新，在广义上就是改进，改变任何不合时宜的东西，以满足客户或者自身的某种需求。银行的经营环境和监管环境在变，银行的业务处理技术在变，银行客户的需求更是在变，所以，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银行产品必须要变。现阶段，我们的创新主要聚焦于三个重点方面：一是以内外联动和贸易融资为代表的重点产品；二是以华人华侨华商为代表的重点客户；三是以风险管控为代表的内控流程改进。

在银行创新实践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要“风控优先，制度先行”。无限制可以创新,但是创新不能没有规矩, 更不能“无知者无畏”,冒进蛮干。银行创新必须按流程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相关的规章制度必须先行制定。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防止借创新名义而导致风险失控。第二点，就是“不以小而不为”。很多人看到创新，都会想到要创造一些跨时代的新思路或新产品。实际上，创新更多的是一些小的改进。我举个例子，文档管理是每个企业都需要做的。在装订文档时，如果用订书机，以后想要拆开来复印就很麻烦。日本有个公司做了一个产品，能够利用纸张本身打一个结，将档案捆绑在一起。以后使用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撕就能拆开，还不损害文档本身，方便再次装订。我们的档案管理部门发现了这个产品，推广到全分行使用，提高了档案管理和使用的效率。事情虽小，但是其所带来的效果并不小。

服务，在本质上就是设法让客户认可你，从而接受甚至喜欢上你的产品。日本的服务在世界上可谓有口皆碑。从服务态度到服务技能，从服务环境到服务手段，从服务细节到客户体验，日式服务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日本企业如何能做到这点？我想一定离不开日积月累的培训和改进。我们应当学习借鉴日企在服务管理上的一些好的做法。但是，我们要想做好服务，全班照套也是不成的，还必须要与我们员工的特点、我们主要客户群的特点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