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

“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

回忆他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结缘，卓南生说：“1992年，我来北京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的有关《循环日报》的考究论文，并结识了不少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能和这么多的同行进行交流，对于长期寓居东瀛，在中国报刊史领域踽踽独行的我来说，感受是十分强烈和新鲜的。”

实际上，卓南生真正投身学界是在1989年，而此前，他一直在为报社撰写社论和时评。“我从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算是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1973年正式加入报馆后，我担负起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的社评工作，并且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

卓南生继续回忆，“大概是在1987年夏天，我那时已经接获香港浸会学院（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系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可是报馆又准备派我去做东京特派员，考虑到一方面特派员制度是我曾向馆方极力建议设立的；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只是写评论，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所以1987年我选择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重返东京”。

卓南生说，一年半后他能进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成为该研究所的首位外籍教师，还得感谢当时已从东大退休到私立大学任教的内川芳美教授。“有人告诉我，是内川教授极力推荐我到东大任教的，因为80年代以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聘请外籍人士，所以我算是一个突破。”当时，不仅《朝日新闻》刊登了卓南生的就职新闻与照片，《读卖新闻》还在头版以显著的版位刊载了有关专访，卓南生一时成为东京大学“国际化”的象征。

可说到这里，卓南生却难掩遗憾，“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担任副教授的三年间，所里一直都在讨论寻找出路的问题。在东京大学弱肉强食的学科博弈中，作为校内的一个小单位——新闻研究所必须求新求变才能生存和发展”。卓南生说：“其实，当时新闻研究所虽然只有20个人，但它却是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的研究所之一，因为这里名师荟萃，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是新闻学相关领域的最高权威。可是1992年，新闻研究所改组为社会情报研究所，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了，并且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媒体与跨学科。2002年，日本教育部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十年来成果欠佳，于是就宣布解散了，当年还举行了闭所仪式。尽管有人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的命运归结于时代的潮流，但也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情报研究所失去了新闻研究所时期对学科本身的明确定位，失去了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东京大学的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我第一次从新加坡来中国是在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邦交之后。1989年转到东大新闻研究所之后我还专程去过上海与复旦大学洽谈办学合作。”卓南生回忆说，“第一次来大陆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觉得很新鲜，毕竟与我们是同一种文化。”1992年，卓南生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当他看到中国有成百人都在搞新闻史的时候非常兴奋，“我在日本生活了那么久，面对的都是日本学者和学生，我写的中国新闻史基本上也都是给日本人看的，没有对话的环境，更谈不上相互切磋和交流。看到中国新闻学界的盛况，这使得我很想过来”。1994年，卓南生开始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执教，1998年，他以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研讨会，“这次行程让我觉得来北大也会很有意思。所以2000年，我利用学术年假，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在这里教了一年书。当时学校安排我住在未名湖畔的‘健斋’专家楼，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卓南生欣慰地说道。

“那时候北大学生很想了解世界，我也很想了解北大和中国，所以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当时北大正在筹建新闻学院，在这过程中我也有所参与，包括在《亚洲周刊》《联合早报》上广加介绍，也通过老同学、老同事联系《南华早报》，促成多项合作计划等等。”谈及与北大新闻学院的渊源，卓南生兴致盎然，“2005年，我将自己客座教授的关系转入已经成立了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年我提前从龙谷大学退休，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北大。”

就此，卓南生成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时任新闻学院副院长，也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的领导和卓教授的共同主持和推动下，“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和“北大新闻学茶座”两项系列学术活动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交口称赞的亮点。

“毕竟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受益者，心中还有一份北大情结，我和程曼丽老师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将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我感觉这里和日本相比，又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卓南生无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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