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操控的媒体中工作的中国人—

原标题：在日本操控的媒体中工作的中国人

《泰东日报》邀请傅立鱼担任编辑长，傅立鱼是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大北新报》则聘请了安怀音、王作镐等人任主笔和编辑，安怀音参加过辛亥革命，曾经担任过多报编辑；王作镐曾任《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的编辑。这些社会名流往往思想先进，他们的文章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报纸的知名度。

对于傅立鱼等人来说，刚刚起步的日本报纸能够给他们更大的施展空间，一些进步言论可以借此见诸报端，他们也可以通过报刊维护部分中国人的利益。

后来，日本媒体加强对言论的管控之后，这些中国社会名流要么被驱逐，要么不愿同流合污主动离开。

想方设法抗争的爱国文人

日本人主办的报纸想要从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新闻版是鼓吹日本殖民政策的舆论工具。

不过，爱国文人却找到了一片新的阵地“副刊”。日本侵略者起初忽视了对报纸副刊的审查，在当时的多数日本报纸和汉奸报纸的副刊上，都可以看到爱国文人活动的踪迹。

东北沦陷早期，陈华、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金剑啸、李文光、孙陵、杨朔等爱国文人聚集起来，创办了许多知名副刊，如《大同报》的《夜哨》、《大同俱乐部》、《满洲新文坛》副刊。他们在这些副刊上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

“见缝插针”的印刷工人

比起社会名流和爱国文人，在日本人办的报社中工作的中国工人人数更多。

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人关向应就曾经在《泰东日报》当过印刷工人，他在此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最终投身革命。

不过大多数日本报社的工人都是 “默默无闻”的，史料记载很少。有一个“二圣交驴”的故事或许可以反映当时印刷工人的抵抗。

1935年，伪满皇帝溥仪赴日拜访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盛京时报》不仅将其列为头条，还起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二圣交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