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左臂右膀甘利明由于政治资金来源不明，在舆论和在野党的紧逼之下被迫辞职。一直以来日本政坛的“金权政治”丑闻层出不穷，虽然相信此次日本在野党不会放弃追究到底，但仔细查看日本相关法律，甘利明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违反法律，相信可以全身而退。

实际上日本政坛历次涉及政治献金的丑闻大多并不违法，只是民众、舆论对于权钱勾结十分敏感、抵触，因此即使是合法也不合情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家只能迫于舆论压力和自我形象、政治前景而被迫辞职。

日本防止政坛腐败主要依靠《政治资金规正法》。根据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中对罪行的规定，甘利明仅仅存在“不实申报政治资金来源”的罪责。虽然最高可以处以五年以下的监禁和1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5.5万）以下的罚款，但是法律明文规定法律责任限于会计负责人，在此次事件中甘利明本人坚持宣称自己毫不知情，因此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对其秘书定罪。

此外由于甘利明被举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建筑公司获利，因此涉嫌违反日本2001年出台的《斡旋获利处罚法》，其中若政治人物行使“基于权限的影响力”来获得报酬的话，可以处以政治人物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只有政治人物进行直接介入公司内部的人事和预算的行为才能被视为发挥影响力，因此断罪门槛极高。可以说即使甘利明的行为不合情，但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甘利明本人全身而退的可能性极大。

日本财政大臣甘利明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职

日本的金权政治与腐败

虽然日本政坛给人的印象是金钱丑闻、政治资金问题层出不穷，但根据2014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日本表现优异，在全球排名第十五；虽然相较得分最高的2011年，近年来日本的表现有所下降，但仍在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甚至要高于中国香港地区乃至美国。

虽然日本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日本相关法律的相对完善是杜绝金钱政治的要因之一。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多法律只能在问题出现之后进行修正，日本政坛的丑闻频发也让其《政治资金规正法》日渐完善，这也正是日本政治能保持相对清廉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有关政治献金的规则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禁止，例如加拿大和法国，另一种则是对每年可以接受的献金设置上限，例如英国、日本。日本虽然早在1948年便出台了规范政治献金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不过政治家们总能找到诸多法律的漏洞来规避法律。

但历次丑闻爆发之后总伴随着对法律体系更为严格的修正，例如：1975年日本爆发“洛克希德”事件，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金脉问题被揭露，随之产生了强化政治团体收支公开的法律修正。1988年涉及日本政坛要人卷入的利库路德事件，也直接催生了1992年禁止政治人物募款餐会，和进一步将政治团体资产开支透明化的法案。1993年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涉及逃税案以及大型土木建设公司的政治献金丑闻，直接催生了1994年旨在彻底杜绝金权政治的的《政党补助法》。相信此次事件也有可能成为法律继续修正、完善的契机。

而法律的完备带来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资料，日本的政治献金在泡沫经济高峰的1980年代末期达到顶端，此后随着法律的日益严格，到今天政治献金的总量已经降到了高峰期的三分之二左右。此外企业、职业协会的政治献金也从高峰期的22.5%下降到了今年的2.2%。（见下图）

目前，日本的所有政治团体（政党以及政治资金团体和政治团体）有向总务省提交并公开年度财务收支表的义务，并在原则上禁止企业和职业团体对政治家个人的献金。虽然人们想出了政治团体（例如政治家的后援会，个人资金管理机构）这么个东西变相地吸收献金，但即便如此个人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也被严格禁止，而且在金额上一个政治家个人及其附属的团体，每年最多只能接受每位持有日本国籍的个人150万日元（约8万人民币）的献金。

此外，在《政治资金规正法》中还明文规定禁止进行“募款餐会”，以及通过股份、现金贿赂政治家。虽然根据1994年出炉的《政党补助法》，各个政党可以根据当选议员人数的得票数获得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援，但政党可以接受企业政治献金这部分最具争议的内容，还是在大党的反对之下被保留了下来。

首先，根据目前法律规定，政党、政党支部及其下属政治团体（隶属于政党的政治团体，例如隶属于自民党的政治团体国民政治协会）也可以接受来自个人的捐助，只是上限相较政治家个人高出许多，为每年2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10万）。

此外每个政党每年根据单个企业、职业协会，民间团体根据企业、团体的规模和人数等（例如公司的本金若在1050亿日元，即57亿人民币以上，则可以满足最高捐赠额的一亿日元）区别可以接受来自企业、职业协会750万（折合人民币约40万）到一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550万）不等的捐助。其中仅仅排除了来自外资企业（规定日资占一半以上的非外资企业），和接受国家补助的企业以及连续三年亏损的企业的资金。目前日本对政治捐助最积极的要数建设、房地产、汽车、电力通讯企业，职业团体之中最活跃的则是日本医生协会和健康保险、药剂师协会。因此在日本政治中上述企业、团体往往能发挥很大影响力。

当然法律规定涉及金钱的信息必须全面公开（涉及个人20万日元、折合1.1万人民币以上的捐款也必须公开），对于政党的献金和对属于国会议员政治团体的献金必须申报给日本总务省和各个地方政府备案，人们也可以通过公开的渠道直接了解政党、政治团体的资金来源。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规避法律的方式

即便日本的法律规定相对严密，但仍存在许多漏洞以供见缝插针。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屡禁不绝的变换名头的“募款餐会”。虽然直接以政治家个人名义举行的募款餐会被禁止，但是政治家可以通过变换名称，例如新书出版签售会或者纪念活动的方式收取20万日元以下的小额捐助（因为无需公开）。

不光如此，由于政治家和其秘书之间权责不明，“断尾求生”将责任嫁祸给自己秘书的事也层出不穷，因此在最新的法律修正上已经倾向于将秘书和政治家的责任一体化。此外也有建议希望将政治秘书“中立化”，而不让其心腹出任来明确两者之间的责任。但是在做熟不做生的政治世界此举很难奏效，政治家也可以通过将政府派来的政策秘书高高挂起不用的方式来规避。

再次，在法律规定之中，政党和政党之间资金转移金额不受限制，大党可以通过向小党“输血”的方式来打击对手。政党和政治家个人之间，政治家个人和个人之间，以及对政治家家属的捐助也处在法律管制之外，可以说仍存在诸多“灰色空间”，成为丑闻频发的温床。

在当下民主国家普遍采用的小额捐款在日本似乎并不流行，其背后原因不光涉及政治风土，更与其议会内阁制和小选区制的结构有关。严格来说日本首相并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议会多数党党首出任。与选民选出的总统不同，首相身为地方选出的议员，也有自己固定的地盘，仅靠自己地盘上选民（选区选民人数不一，但在25万-50万之间）的小额捐款是难以维持选举开支的。因此在日本政治家的募款过程中，党支部和当地企业、职业协会的襄助尤为重要。

“为了”政治而活和“依靠”政治而活？

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金钱意味着权力，维持权力也需要金钱。马克斯·韦伯曾在《以政治为志业》敏锐观察到了政治家“为了”政治而活和“依靠”政治而活的区别。他认为政治一方面是政治家谋生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又是政治家实现个人价值，达成经济之上的精神目的的手段。但他认为要求政治家“为了”政治而活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这需要一种“余裕”，这种“余裕”并非只意味着金钱上的宽裕，还意味着时间的宽裕和不用为经济而操劳，因此他认为靠“租息”和“盈利”不劳而获的收租人和律师才是最适合为政治而活的职业。韦伯认为只要政治家带有“依靠”政治而活的特征，那么政治也将难以褪去金权政治的色彩。

在代议民主制、普选制度蓬勃发展的今日，选民但凡听闻金钱和政治扯上关系便色变，完全忽视了有的政治家也需要“依靠”政治来糊口的一面，而一面倒地呼唤不切实际的“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

当然，在目前的成熟民主制国家，为了促进政治家“为了”政治而活往往会保证其不用为生计操劳，而在日本“依靠”政治而活还是十分赚钱的。日本国会上下两院合计有717人，此外，领国家薪俸的地方都道府县级别（相当于中国省级）议会议员合计2735人，而市区町村级别的议员约3万人。（市以下立法机构的议员往往是一个名誉性的职位，并不支付薪水或支付很少的象征性薪水）日本《国会法》规定国会议员的年收入等同于最高级别公务员的年收入，大约在2200万日元（折合约120万人民币，这部分是净赚，日常公务办公的开支国家另有给付）左右，可谓是世界上收入的政治家群体。即使是日本地方市议会级别的议员也能领到500万日元（折合约27万人民币）左右的年薪，维持体面的生活。

虽然表面上看来“依靠”政治而活的收入颇丰，但是考虑到民主国家定期接受选民审核的政治家并非“铁饭碗”，一旦选举失败对政治家便意味着失业。尤其是在相对缺乏择业自由的日本，若缺乏在社会上的一定名望，他们很难转向其他事业，因此在以“只进不退”为铁律的政治世界中，日本政治家在全国的国会选举失败后转战地方议会选举的例子层出不穷。此外，原本日本《国会法》规定，担任国会议员十年以上以及地方议员十二年以上可以从国家领取退休金，然而此项规定被认为对待政治家过于优渥已经在2006年被废除，也就是说国会以及各地方议会的议员退休后将没有退休金可领。如何“依靠”政治而活对大多数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至于开支部分，根据日本《选举法》规定，参加参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必须向法务局交付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6万）的“押金”，若得票数不能达到相应的标准（众议院为全部选民的十分之一，参议院为八分之一）押金将不再退回。因此保守估计一位政治家参加一次参众议院选举的支出至少需要5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7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000万日元（110万人民币）。而在《政党补助法》中对每位政治家当选的“标价”（政党补助）也正好大约是2000万日元。从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场选举所需的费用。

在日本，政治家被人们尊称为“先生”，在日本除了政治家以外能被称为“先生”的职业还有律师、教师和医生。在日本电视剧《Legal High》中曾开玩笑道，被称为“先生”的职业总是能给他人带来什么帮助，律师帮助他人解决法律问题（助けてもらう），教师传道授业（教えてもらう），而医生则妙手回春（直してもらう），那么政治家呢？他们主要是帮别人赚钱咯。（稼がせてもらう）

一方面人们在心中呼唤“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普遍对于富人把持政治观感不佳；但另一方面又无视政治家“依靠”政治而活的一面。面对日益增大的选举压力和选举开支，政治家“依靠”政治而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试想除开一小部分含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以外，政治家谁能不劳心于生计，“依靠”政治而活呢？这便是金钱和政治之间微妙而又紧张关系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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