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2岁的入江昭是当今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他为美籍日裔，19岁之前生活在日本，之后的62年，他几乎都在美国度过。独特的经历影响了入江昭的学术研究，他提倡以多国视角研究“国际史”。因其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他被费正清称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

2016年1月1日，入江昭的代表作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在中国出版。以下为此书第四章《同盟的失败》摘录之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入江昭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1940年9月缔结的轴心国同盟，本是日本贯彻其反英美的亚洲新秩序之构想的王牌。把国运系于德国在欧洲的军事胜利和苏联在亚洲的中立，将提升日本的潜在力量，从而将英美的势力逐出亚洲。可是，时间不久将证明，英美的势力反而在同盟缔结后的数月里逐渐变强，以至到1941年年中，日本人的不安全感更甚以往。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ABCD四强——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的包围。鲜有哪次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比这次败得更彻底的。

轴心国条约激发了英美抵抗决心

1940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署。条约谈判在东京进行，谈判双方是日本外相松冈和9月7日抵达的德国特使亨里希·施泰默尔。

轴心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 图片来源：网络

谈判的时机选择至关重要。它正逢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重要决定。首先，加拿大—美国联合防务委员会的成立（8月中旬）和“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的签订，表明美国正确然无疑地涉足英国的战争。其次，罗斯福政府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支持下，吁请国会通过一项军事法案，并取得成功。9月中旬通过的选征兵役法（selective service law），建立起21~35岁男子应征的制度。这再次展示了美国对抗德国野心的决心。这些举措，加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不间断地交换意见，使英国人安了心，知道美国定会保其生存无虞，事实上，到9月的时候，最糟糕的日子看来已经到头了。尽管德国空军无情地狂轰滥炸，但英国没有屈服，士气始终昂扬。美国愿将大批舰只交予英国这一事实表明，美国人确信它们不会落入敌手，美国的领导者们断定，英国将挺过德国的攻势。

形势发展如此，迟来的德日同盟起不到它如早签订一两月或能起到的效果。比如，轴心国条约若在五六月订立，也许对英国人的心理更具毁灭性，英国人也许会被迫同意日本人在亚洲的进一步要求，以缓解条约带来的冲击。可是，到了9月，英国能够确保获得美国的持续支持，而美国也已开始对日本实施某些禁运。在此情势下，轴心国条约根本无法令英美两强松动立场。相反，条约有可能使它们更有决心坚定不移。事实的确如此。

日德两国的谈判者们完全了解美英的联系正日益紧密，正因如此，他们希望其同盟能抑制或缩小美国插手的影响。当时，按松冈的说法，美国正逐步卷入的，不仅是欧洲事务，还有亚洲—太平洋事务，这一点正日渐明显。它不仅在大西洋和英国人，还在亚洲—太平洋和英联邦国家联合起来。事实上，美国要使自己成为全球大国，势力遍及大西洋、加拿大、西半球、太平洋和亚洲。也就是说，日本今后必须面对并准备与之作战的，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联盟。日本的对手将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中国，而是得到苏联、英国，尤其是美国帮助的中国。将英国单独挑出来作为下一个假想敌，也是不切实际的。

与德结盟前夕准备的不少政策备忘录证实了这种想法。就在施泰默尔到来前，近卫和外相、陆相、海相一致认为，鉴于美国的对日政策和针对日本所做的军事准备，日本为了实现目标，将不得不准备以武力对付英美。这绝非易事。和料来颇有胜算的独以英国为假想敌的战争不同，与英美联军对战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松冈明白这一点，正因如此，有机会将德国拉进来求得平衡，他求之不得。他希望，东京和柏林公开结盟，要么将使美国不敢在亚洲挑衅，要么将在战争爆发之后，有助于日本对抗美国。德国人另有打算。希特勒想在美国军事干预前结果英国，他当然不愿日本以这种方式引发和美国的危机，以致后者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施泰默尔告诉松冈，德国想要日本做的，是尽一切可能“制住”美国，并阻止其插手欧战。德国人希望，通过展示德意日团结一致的决心，轴心国条约能起到这些作用。施泰默尔声称，尽管三者应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如有必要随时能合力对美作战，但是德国将尽力阻止日美冲突。此外，德国很乐意充当“诚实的掮客”，为日苏化解分歧，在轴心国条约签署后不久实现日苏友好。这些想法表明，柏林决心全力实现打败英国的眼前目标。德国希望，如果德日条约迅速签订，随后苏联与之友善，站在它们一边，就能在美国插手前做到这一点。同时，德国将把美国撇在一边，希望它也别管其他大国的闲事。

松冈深感德国的这些想法是在暗示，如果英国在欧洲被击败，德国有和美国达成妥协的可能。要是此事发生，日本就会再次被孤立，因为德美都不愿让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区建立自己的新秩序。为避免落到这步田地，松冈在9月14日日本文武首脑的会议上表示，日本要么联合德意，要么倒向英美。他承认，重新和英美合作仍是一个选项，但如这么做，日本将不得不放弃亚洲新秩序的梦想，接受美国关于结束对华战争的条件，并“受美英支配至少半世纪”。果真如此，日本不仅要回落到一战后的状态，还要面对一个更强的中国，而且蒋介石的抗日政策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就是实行与美和解政策的后果。如果此非日本所欲，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德意合作。按松冈的想法，这一合作超越了单一的外交协同，涉及必要时的联合军事行动。

当时，日本海军已接受了与美开战的可能。其首脑们是务实的，一直认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日本毫无胜算。但这时，海军高官们似乎已下结论认为，和德国结盟有可能改变这场冲突的态势。同盟有可能使日本在东南亚立足，从而获取石油和其他必要资源。如果能实现这一部署，那么即使与美开战，日本也将处于远为牢固的地位。德国盟友还有望向日本提供军事装备和得自征服地区的石油。这一切，加上苏联有可能加入条约，也许能镇住美国。陆军所见与之略同。尽管陆军的战略家们希望尚可阻止英美联手，但他们承认，如果日本要对英国在亚洲的属地用兵，它可能将面临美国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与德结盟和与苏修好是至关重要的。

在9月19日日本首脑出席的御前会议上，松冈明确宣称，轴心国条约是“一个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毫无疑问，日美关系进入了另一个危机阶段。尽管距它们之间爆发战争还有14个月，日本在1940年9月就明确敲定了对抗英美。此后，日本的外交和战略运作将以此为纲。虽然有人对轴心国同盟确能阻止日美之战抱有希望，但日本的领导者们现在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天皇本人表达了对美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而日本会被打败的看法。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表示，轴心国条约签订后，美国料想会做出反应，加紧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是对后者进行经济战。松冈的观点是，即使面临这种形势，和德国的同盟也有用武之地，因为可仰赖德国向日本提供必要的资源。原嘉道还说，美国可能会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建立基地，以包围和遏制日本。是否应将这些举动视作战争行为并以武力回击，从而使德国担负参战义务？松冈说此事须由大本营决定。上述及其他讨论表明，日本高层均承认，对日本外交来说，一个时代已然过去，而一个新的时代也已来临。如其所见，选择不外两个，要么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要么反抗之。前者意味着接受美国对亚太现状的界定——这一界定有中国、英国和苏联的支持，而后者将导致建立全新的地区秩序。

美国对日政策变得日趋强硬

美国总统罗斯福

美国官员们也是这样看。轴心国条约的签订不过是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日本野心勃勃，企图称霸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和松冈预计的相反，和原嘉道的担忧较吻合的是，美国并未因轴心国条约而缓和自己的亚洲政策。罗斯福政府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在经济上制裁日本，并正式批准支持英国和中国。当然，对于向日本施加更严厉的制裁是否明智，罗斯福的高级幕僚们意见不一。国防部长亨利·L.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正在成为头号强硬派，坚信应逼压和惩戒日本，直至其屈服。其他人，尤其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相信这么做除了引发每一位要员都认为至少应暂时避免的战争以外，没有任何好处。罗斯福站在稳健派一边，但这只是战术上的分歧罢了。没人会接受日本的逻辑，即轴心国同盟正在开创一个新局面，美国必须顺应时势。相反，包括赫尔在内的华盛顿官员一致认为，应警告日本别指望美国会被这种同盟吓住，而对其最有力的回击，就是确认维持现状的承诺。但由于少了美国的参与，现状就不可能维持，形势仍然是日美两强将在亚洲和太平洋一决雌雄。此时，随着美国对东南亚的相关事态发展做出反应，这一点变得明显起来。在德日就轴心国条约进行谈判的同时，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爆发了小规模战斗。上文提到，米内内阁执政末期，日本政府迫使法国政府关闭了通往重庆的印度支那公路。近卫内阁还不满足，决定索求更多让步，例如让日本军队使用印度支那的飞机场，取得过境权，以及向日本军队提供给养。谈判还在东京、河内进行的时候，沿边境驻扎的日本军队在9月23日跨过边界，和法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两天后，法国人投降，日本占领北印度支那成为事实。与一些前例不同，这一次越界得到了内阁首脑们的批准。按他们的说法，日本是要“和平占领”印度支那，但若法国人抵抗，就只好动武。后来，法国人只做了最微弱的抵抗，但结果依旧。日本人入侵并占领了另一个国家。尽管轴心国同盟尚未缔结，但华盛顿立刻做出反应，禁止向日本出口所有类型的废铁。

同时发生的另一事态，是日本人和荷兰官员就提供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其他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为了9月中旬的会谈，商工大臣小林一三被派往巴达维亚，但由于荷兰人仗着有美国人撑腰，拒绝同意日本人取得殖民地石油开采权的要求，谈判进展缓慢。他们最多只能提供一定量（10月时说的量是130万吨）的石油供日本采购。这比日本人想要的差得太多，在美国禁运后，他们显然对航空汽油，以及其他肯定会被列入禁单的物资有巨大的需求。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与欧洲和美国在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公司合作密切，而这些公司与华盛顿政府有长期联系。结果，即使日本“和平”推进，也遭遇到与日趋强硬的美国政策相关的坚决抵制。

祸不单行，英国也表示有仿效美国之意。虽然在7月伦敦曾同意关闭缅甸公路三个月，但到9月时，丘吉尔及其内阁判断，欧洲和亚洲的形势已经好转，因此他们应拒绝继续封闭缅甸公路。随着美国的决心日渐明确，没有理由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缅甸公路三个月的封路将在10月中旬结束，伦敦决定届时再度开通此路，以恢复往重庆的运输。

滇缅公路

对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喜讯。轴心国同盟根本未使他们对德日联合感到畏怯，而是竟令其确信，日本将更加疏远英美，这一发展对中国有利。驻重庆的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在当时汇报，“中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人的士气从未如现在这般高涨”。他无疑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观点，即轴心国同盟使欧洲和亚洲局势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此，美英将再次重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当然，德日同盟有一棘手的后果：东京会向柏林施压，要其承认南京的傀儡政权为中国政府。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因为德国官员对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心存犹疑，这么干除了讨得日本的感激，全无用处。德国主要关注的是欧洲，他们害怕德国挺汪反蒋，会进一步使德国和美苏的关系复杂化。因此，在甚至连德国都迟迟不愿在南京问题上支持日本的情况下，国民党有理由认为，轴心国同盟的缔结对其抗日斗争没有直接影响。中国人有些担心的，是新同盟对苏联政策的影响。苏联官员反复重申，他们的援华政策不会改变，但与此同时，苏联媒体开始大肆报道中日在南京的谈判，似乎想造成中国正陷于分裂的印象。在国民党看来，这和轴心国条约申明不针对苏联一样令人头疼。由这些事例，中国人可以推断，日苏关系或将改善，后者对中国战争努力的支持可能会减弱。某种程度上，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莫斯科正挑动日本提出谅解的要求，好将日本的野心从北方转移开去。不过，这基本上是出于对德苏关系有可能突然破裂的顾虑。1940年秋，德苏两军集结在罗马尼亚等巴尔干地区，制造出紧张气氛。国外的观察家们已经在预测，两强会撕毁它们的互不侵犯条约，爆发冲突。例如，《纽约时报》在整个10月登载了若干由其雇员撰写的新闻分析，强调德苏冲突有可能爆发，甚至是一触即发。一篇题为《黑暗中的俄国》（10月16日）的社论表示赞同，声称德国在轴心国条约等事情上没和俄国人商量，并解释道，尽管斯大林不会在“从与另一个独裁者心怀鬼胎的合作中榨取利益”时突然改变其战略，但他对和德国的伙伴关系正越来越不快。最起码，德苏关系前途难测，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有充分理由挑诱日本提议修好。而这会引起中国人的焦虑。

面临这种情形，中国人能指望的一点，就是美英一以贯之的对日立场。要是他们获悉，在10月初的时候，丘吉尔首相透露，没有什么堪比“大英帝国和美国并肩作战的重要性”，一定会大受鼓舞。丘吉尔相信，美国加入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为制订联合战略对付日本，英国、美国和荷兰的官员计划在亚洲和华盛顿举行彼此间的幕僚会谈。诚然，在这个阶段，伦敦和华盛顿都未设想和中国军队进行全面战略协调，但事情的影响是清楚的：德国和日本联手，甚至有可能苏联和日本联手，只会巩固美英的团结。于是中国人会发现，就在日本人试图建立自己的全球同盟时，他们自身也加入了一个同盟。中日之战正转变为两个国家集团间的冲突。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