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铭 复旦大学历史系

日本研究方向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后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不仅夺取了近1.9万名民众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在这场悲剧中，强震和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的泄露事故，不少日本媒体将之与3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相提并论。

此次事件的影响在日本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民众当中兴起了空前的无核化运动。支持此项运动的人们指出，此次福岛核电事故，说明日本构建核电设施的地质条件非常恶劣，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核发展政策和核设施重新进行考虑。

尽管日本国内对于核电政策要求彻底反思的呼声越来越高，但5年来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却显得较为暧昧，在“311”大地震纪念日之前，安倍晋三首相虽然表示将降低日本对于核电的依赖度，但事实上，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日本分布全国的50多座民用核反应堆全部停运，但从去年11月份开始后，位于九州地区的川内核电站率先重启，其他核电站也在陆续申请重启。

日本政府坚称“核能不可或缺”，并言之凿凿地表示，福岛事件之后，日本核电的安全系数已经得到了明显提升。尽管日本政府以及一部分相关领域专家确信，经过这5年来的努力，日本核电设施的安全系数已经大大提升。但民众仍存疑虑，民意调查显示，迄今只有三成受访者赞成重启核电，反对者则据半数以上。3.11纪念日前夕，位于大分县高浜核电站又传出机组问题，不得不紧急停机维修，无疑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自然能源匮乏的日本，为了提高能源自给率，发展核电事业本无可厚非。但在福岛核泄露事件处理进程缓慢、核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背景下，让重启工作匆匆上马，似乎不妥。

在作者看来，日本政府在“反核”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为难性，不光是经济账，政治因素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反核”运动在日本并非是“福岛事件”以后出现的流行产物，其在日本也有着较长的历史传统。日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遭受

核武器攻击灾害的国家，自战后起，民众就对于涉核事物有着较大的警惕性，绝不愿意再次受灾。

1960年代围绕美军涉核舰艇爆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就是这股力量的首次充分展示。1961年池田勇人访美时，

美国根据《日本安保条约》向日方提出在日港口停泊核潜艇，迫使池田内阁于1963年接受美军舰艇进驻。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当时的日本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同年9月1日，20多万日本民众聚集在横须贺、佐世保等军港，阻止美军核潜艇靠岸。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武装干涉越南的程度不断加深，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驻日美军基地的跳板作用，将日本港口完全变成美军核潜艇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补给站，1965年5到6月，十多万日本民众聚集横须贺先后举行了8次抗议活动，该市20多万民众中就有半数以上反对美军涉核舰船的闯入。1968年，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公然闯入佐世保，被民众视为公然的挑衅行为，1月17号，包括东京、京都、大阪等17个日本主要城市都先后举行了抗议“企业号”入港的反核游行。

进一步讲，这些“反核”运动发展到最后，都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军基地长年被示威者所包围。在反对“企业号”入港的斗争中，80多名学生冲破重重防护，进入佐世保港美军基地竖起红旗，令世人惊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强有力地限制了美军在日本的行动力。涉核舰船经常被迫缩短或取消停泊计划。如“企业号”在举国抗议下，仅停留2晚即悄然离去。安倍晋三的叔祖父，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不得不通过官房长官木村俊夫向外界表示，今后美国涉核舰艇如再开进日本港口，必须慎重地考虑日本人民的感情。

不难发现，“反核”运动很容易令日本政府联想起一些过去不怎么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在今日，随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干涉力度不断加大，日美同盟体系的合作不断加深。对于这种“有前科”的社会运动，日本政府自然会小心应对。如果真要兑现承诺，对日本的核设施采取严厉的审查措施，只会进一步壮大废核运动的声势，斗争的矛头很难说会不会有一天会指向日本同盟体系。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佐藤荣作与尼克松所签订的“冲绳核密约”被证实，引发岛内舆论轰动，间接推动了当时的民主党政权提出搬迁美军基地的要求。上月20日，日本共同社又刊发了一组1960年代冲绳美军基地内配备有核武器的照片和资料，又招致社会上对于美国方面的批评。因此，“反核”运动所拥有的“反美”基因，使日本政府对于这股力量心存顾忌，处处作对，对于其诉求自然倍加小心，不敢轻易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