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12日发表评论说，台湾对日本有着不愿意明说，却又极其特殊的“后殖民地”情结。在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日系企业及其管理模式又以师傅的形象深深地影响台湾产业。台湾的节目或广告里，充斥着日本的“职业”形象——躬身凝神、认真专研，一生悬命地做好一项技艺。日本的形象是高、大、上的；日本产品是质量可靠，性能卓越的象征。

然而这样的日本在90年代起却面临长期的经济衰退，很多产业逐一面临灭顶之灾。以日本的家电业为例，2008年开始，产业巨额亏损最为惨烈。从2009年起，日本已从家电出口国成为进口国，而显赫一时的三菱、日立、三洋、NEC等企业品牌都已经被迫退出市场。而仍在苟延残喘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东芝、索尼、松下都曾落得数千亿日圆等级的巨额亏损。夏普曾是仅有几个三次荣获开创性“IEEE里程碑大奖”的企业，然而近年来却累计亏损了1兆日圆。

这个苛求于质量，执拗于标准的日本家电产业体系，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面临大规模的毁灭，却如同生物大灭绝一样集体走向死亡，委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彷佛过去的一切成就与骄傲，霎时化为过往云烟。

事实上，类似的大规模企业更迭现象并不罕见，以“间断平衡”的角度来看，企业（物种）绝大部分时期内一直保持形态稳定不变，但某一段特殊的环境剧烈变迁期间之内，会经历短暂的突变爆发期，适应较佳的新物种迅速形成，迅速地被完成换代。而过去占据优势的旧物种进而大量绝灭后，又再次进入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此即为“间断”和“平衡”的含义。

战前日本的国家资源为大型军工复合体所长期把持。战后，大型军工复合体寡头被拆解，资源被释出并转移到众多的民生企业，在复兴的大趋势下奋勇勃兴。尤其是60年代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超过两位数的经济成长奇迹，1960年更是创造高达21.4%的成长纪录。日本的产业在此势头下，更自我内化地完成美国人戴明所提倡的质量革命，接连在家电与汽车击败美系产品，完成世界性的统治霸权。

不过，9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释出新的市场与产能；全球化使得比较利益法下的优胜劣败竞争更为严峻；数字革命使得过去的优势转眼成空。上述3个方面的变化犹如环境的剧变，永远地改变了产业的规则。日系家电企业成为适应不良的旧物种，生产和出口都受到了威胁。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后进的新物种——中、韩企业。

中、韩企业依靠新兴市场、新技术与产业链的整合优势而后来居上。南韩的三星、LG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经上升到40%，其中三星市占率更是高达28.5%，超过所有日系品牌的总和。立足两岸的鸿海集团目前的销售额与市值，也远超过日本机电行业龙头企业日立制作所和松下电器。阿里巴巴更超过沃尔玛成为世界营收最大的零售商。

日本的机电行业曾经领先全球，难免有着情感性的退出障碍。但日本政府与银行体系从勉力支撑，到不支弃守、放任破产、退出或整并。这说明动用国家体系的资源进行输血救援是无效的，即使日本百年家底也禁不起消耗。而日本社会愿意放下缺乏比较利益的家电产业，将宝贵的资源让位给更具优势的产业，这其实是种进步。

美国在新技术领域的新产品和新品牌层出不穷。英特尔、微软、谷歌、脸书、特斯拉、苹果等企业成为拉动美国经济的巨大动力。摩托罗拉曾经风靡全球而式微，却由苹果迅速取而代之，对美国社会几乎毫发无损。将来苹果也可能消亡，但只要有创新的良好机制和环境，就不愁后继无人。

文章最后说，类似的大规模破产潮会不会发生在台湾？也许我们应该自问：台湾企业做的事符合比较利益吗？是否企业成长与获利的动力已逐渐枯竭？是否拥抱了新科技、新技术？是否再容忍汇率长期低估的痛苦？是否鼓励竞争与创新？当局是否严守分际，不干预产业竞争？是否有和平稳定的两岸大内需、大市场？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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