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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日本社会为何失去安全感

作者:网易  来源:网易   更新:2016-5-19 9:53:23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日本民众抗议新安保法


日本民众抗议新安保法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祖国国歌居然会出自日本出租车司机之口。


与友人偕行日本湘南海岸的古城镰仓,在古代武家圣地鹤冈八幡宫参观过后,打车前往镰仓大佛。当出租车司机听我们二人用汉语交流时,也非常热情地用不那么标准的汉语导游。


经过自我介绍,才得知司机在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便是中文系出身,对鲁迅很是喜欢,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学做教师,退休以后才来开出租车。似乎是为了表示对中国的热爱,他还特地一边开车、一边慷慨激昂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车以后,我的目光一直盯着远行的出租车,迟迟无法转移到镰仓大佛上:要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是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而作,也就是说,一个日本人刚刚为两个中国人演唱了抗日歌曲!


当然,个案说明不了全面问题,出租车司机可能也只是盼着中国人给镰仓增加点GDP,但这种奇妙的经历,却使人更加好奇:那经历过中日邦交蜜月期的一代日本人,与成长在“失去二十年”之下的新一代青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到底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过度反应


上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期,我的父亲第一次踏上陌生的日本土地,参加一场交流会。但在推杯换盏之际,本应亲切友好的气氛之中,某位日本人却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佩服美国人,惧怕苏联人,却看不起你们中国人!”


当时,父亲只是如现在的我一般大的青年,听罢自然血气上涌。然而转念一想,当时中国也刚从文革之中走出,各项建设刚刚恢复,9亿人中国的GDP却只有1亿人日本的三分之一。一番话的确是侮辱,但在彼时,我们也的确没有让日本人佩服或者惧怕的地方,愤怒之余,也不乏无奈。


前有口出狂言的日本人,后有演唱中国国歌的镰仓司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似乎又让人们看到了日本《菊与刀》的两面,却也不难发现,两种相反的对华态度之中有一个共性:过度反应。


从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对华态度多种多样,但无论善意上的援助、联合,还是恶意上的控制、分裂、侵略,日本各界都始终认为中国是“落后国家”。


60~70年代,日本经历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早早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却是百废待兴,这种认识便重现于世。到了80年代,日本对改革开放的“落后中国”明显存在过度反应:一方面是表面上的邦交蜜月期与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援助,另一方面在日华人却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斥与歧视。


不过中国GDP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越日本,双方在经济上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已融入日本社会。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应该不再对中国有过度反应才对;然而在2010年~2015年之间,日本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群却从38%猛增至72%,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之后,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促发了日益增强的民族情绪,使得日本青年人不禁有所警惕;其次,中国赴日游客不停创造“爆买”记录,国人参差不齐的素质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隔阂;但与此同时,日本民族习惯里的一些固有元素更是不可不察。


上千年来,日本虽然也与国外交流,但社会结构却一直较为封闭,普通国民“驯化度”极高,民族习惯里存在“不给人添麻烦”的惯例:无论是干净的街道,还是电车里整齐出入的队列,亦或是永远挂在嘴边的“すみません”(对不起),都是在这种习惯的引导下自然形成。


但习惯久了,日本文化中也会有“主动避免麻烦”的意识存在,而对所有可能带来麻烦的情况都持负面态度。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中国访日游客在10月初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超2014年的总人数(1341万人)。较之其他国家,日本普通国民更容易感受到中国人数量的增加,自然也会对一些不好的现象更加敏感,也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应该说,比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度反应而言,如今日本青年人更倾向于将中国当做一个对等的“发达国家”来看待,也自然会拿针对“发达国家”的素质标准来评判中国人。这种态度既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机遇:更重视自身素质与修养提升的中国人会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更有助于增进理解,安抚日本人骨子里存在的不安全感。


失去旧日的安全感


2007年1月~3月,日本女影星筱原凉子主演的电视剧《派遣员的品格》播出。这部以“派遣社员”为题材的日剧引起了收视热潮,不仅平均收视率超过了20%,最后一集收视率更是达到26%,这在娱乐手段愈发多样化的日本,的确是个不错的数字。


《派遣员的品格》一剧以“企业没有派遣社员就无法运转”为主题,讽刺正式社员效率低下、故意磨洋工以换取加班费、态度居高临下,却将派遣社员塑造为十项全能的优秀员工,明显是在为日本社会中数量井喷的派遣社员加油打气。


日本所谓派遣社员,与中国的劳务派遣员工有所类似:需要人力的企业不直接从人才市场里招聘员工,而是与人力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在一段时间里(一般是半年内)获取需要的人力。派遣社员无论在收入还是福利待遇方面都远远不及正式社员,却要承受相同甚至更加繁重的工作,还要在日本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下承受正式社员的颐指气使。


更重要的是,如果正式社员与企业有了劳动纠纷,自然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加以保证,而派遣社员只要合约到期,就得走人。


其实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制度并不符合日本传统管理文化。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人力管理曾以“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闻名于世:只要社员进入公司就不会解雇,即便能力不足,也会根据就职时间而获得加薪。通过企业文化塑造,社员会将企业当做第二个家,进而激发出奉献精神,为企业奋斗终生。


这种极具东方“大家庭”色彩的制度让日本在高速成长期独树一帜,甚至让强调竞争至上的美国都大吃一惊。然而随着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大量企业为了平衡公司财政,不得不打破“终身雇佣制”,缩减“年功序列制”,解雇能力低下的社员。为了继续降低成本,派遣员工也就逐渐产生。


日本在1985年制定《劳动者派遣法》,允许13个行业雇佣派遣员工,随后行业面扩大到16个(1986年)、26个(1996年);到了1999年,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所有行业进行劳动派遣,但在一些关键行业的关键领域设立例外事项;2003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允许持续不景气的制造业雇佣派遣社员,其中26个专业业种不设置最长雇佣期限。


2003年这次改革让派遣社员的数量出现井喷:2000年,日本派遣社员为33万人,到2008年激增到140万人,2013年更是达到252万人。《派遣员的品格》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拍摄,剧中男二号扮演者甚至找到了小泉纯一郎的长子小泉孝太郎来扮演。


虽然派遣社员有助于增加就业市场的活力,但由于限制放宽,企业纷纷减少采用正式社员,改以派遣社员替代,日本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自民党在2009年竞选中失去政权,大量派遣社员对政策的不满也是一大要因。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止到2014年,包括派遣社员、兼职、打工等劳动形态在内的全部非正式劳动者为1962万人,占据日本全部劳动力的37.4%。虽然日本在2006年与2012年先后出台政策、修改法律,对非正式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加以保障,但依然无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这一关键性问题。


与前一代日本人不同,如今的日本青年人越来越难以获得稳定的正式员工地位,很多人需要派遣社员身份换取微薄薪水,甚至必须从事兼职。失去“终身雇佣制”带来的工作机会与“年功序列制”提供的上升通道,仅靠一般的社会保障根本无法阻止安全感丧失,日本青年人越来越难以相信大企业家与政治家带来的空洞承诺。


据总务省统计,2014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之中,日本国民投票率为52.66%,其中20~30岁青年人投票率仅为32.58%,30~40岁为42.09%,40~50岁为49.98%。一个社会的壮年力量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竟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既说明日本的政治制度面临严峻挑战,也说明越是年轻人,越是对于未来充满迷茫。


迷茫的日本青年一代甚至已经丧失了很多日本人的传统优良品质:曾经一尘不染的日本街道,也逐渐有了随意丢弃的废品;给老弱病残孕的“优先席”上,也偶尔坐着年轻人,看到老人来了就闭眼装睡;一贯宁静的电车上,更不乏青年人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曾与日本友人聊起这些现象,对方也只能叹一口气:“在看不见明天的社会里,这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


缺乏安全感让青年人对未来难以制定长远计划,更加剧了少子化进程:2015年4月,日本15岁以下儿童数量前所未有地低至1617万人;6月22日公布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中指出,日本20~40岁的青年人有37.6%的未婚男女不愿意寻找恋人。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之后20多年来,虽然产业转型很为成功,但政治上的投票率与生活上的结婚欲望却同时降低。空有一个富裕的社会,却时刻缺乏安全感与进一步上升的期望,日本恐怕还要失去第三个十年。


“一亿总活跃”的真实意图


2015年8月31日,日本东京12万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要求政府叫停正在参议院审核的新安保法案,反对政府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然而9月19日,参议院依然在大量民众反对之下通过法案,日本政府又朝着右侧倾斜了一些。


对于安倍晋三此举,在9月20日的舆论调查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又一次跌破40%,下降至39.8%。支持理由之中,认为安倍内阁“很有领导力”占了12.1%,“首相可以信赖”占了10.9%;45.4%的日本人反对安倍内阁,排名第一位的理由是“不抱期待”(18.4%),第二位是“政策不行”(17.4%),第三位是“首相不可信赖”(16.3%)。


调查问卷结果看来,在日本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虽然安倍晋三那种“猪突猛进”(不顾一切地前进)的风格使得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感受到强大的领导力、获得了相对的安全感,却让更多本已不安的日本民众变得更加不安。


安倍晋三在10月7日调整内阁班子,这让他在10月8日的民调中获得了42.2%的支持率,巧妙渡过执政危机。随后,安倍内阁将政策重心从修改宪法解释转为加强经济,宣布开启“安倍经济学”第二期。随后“一亿总活跃”的口号出现,意在2020年之前保证一亿人口总数不变,通过经济改革,让日本重现活力。


仿照第一期“安倍经济学”“一亿总活跃”又一次提出了“三支箭”设想:一是孕育强大经济,争取将日本GDP提升到600亿日元;二是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通过支持女性生育使得特殊出生率达到1.8;三是安心的社会保障,确保“介护离职”(因照顾老人而离职)为0。


但相比于第一期的“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都尚具实操性,新“三支箭”里,GDP指标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出生率主要是为未来日本做准备,所以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第三部分,尤其是放在劳动市场改革层面。


由于日本老人持续增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老人护理机构很难满足市场需求。据厚生劳动省计算,2015年9月已有54万老人入住“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然而仍有52万名需要入住的老人无法入住。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壮年子女纷纷从公司辞职回家供养;虽然孝心可嘉,但这些年龄在30~40岁左右的子女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有一部分甚至担任管理职务,大面积“介护离职”自然会使日本经济遭受冲击,造成新一轮的劳动力不足。


“介护离职”问题一方面说明日本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同时也说明日本的老人护理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但劳动力短缺却已使得市场调节几近失灵,人力顾此失彼。


如果想实现所谓“安倍经济学”第二期,就必须将日本经济放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将日本的劳动力与资本置于国际市场下,重新选择对日本而言比较优势较高的产业,借以平衡日本市场的劳动力与资本供需。于是,加强国际合作也就成了安倍晋三接下来的要务。


11月1日,安倍晋三出席了韩国首尔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峰会,虽然对待安保法案问题依然以标准化的“专守防卫”等言辞一带而过,但在发言之中,安倍晋三更希望能够与中韩两国达成缓和,加速实现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FTA)构建,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一起,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尾声


近几年来认识不少来中国留学或工作的日本青年人,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回到日本继续工作,但每每聊起,却大都怀念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日子,很多人都希望再回来。


对于这种想法,我经常会疑惑,毕竟日本生活环境与便利程度都是中国很多地区无法比拟的。但将疑惑告知他们,却会大体获得同一种答复:日本虽然环境更好,但给青年人留下的空间太少,束缚太多,不像中国的市场还很大,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曾将明治维新的发展比作“坂上之云”,即“山坡上的云彩”,只要追着这片云彩,人就能拼搏向前,社会发展就会有动力。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日本一直是一个善于追赶的民族,无论是古代追逐中国,还是明治时代追逐欧洲,又或是二战以后追逐美国,日本都做得很成功。然而当日本已经走到山坡顶上,看不到云彩,便会迷失前进方向。


对于日本青年人而言,真正的安全感或许并不是雅致的环境与美丽的山水,而是能够抬头望到的一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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