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抗议新安保法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祖国国歌居然会出自日本出租车司机之口。

与友人偕行日本湘南海岸的古城镰仓，在古代武家圣地鹤冈八幡宫参观过后，打车前往镰仓大佛。当出租车司机听我们二人用汉语交流时，也非常热情地用不那么标准的汉语导游。

经过自我介绍，才得知司机在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便是中文系出身，对鲁迅很是喜欢，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学做教师，退休以后才来开出租车。似乎是为了表示对中国的热爱，他还特地一边开车、一边慷慨激昂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车以后，我的目光一直盯着远行的出租车，迟迟无法转移到镰仓大佛上：要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是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而作，也就是说，一个日本人刚刚为两个中国人演唱了抗日歌曲！

当然，个案说明不了全面问题，出租车司机可能也只是盼着中国人给镰仓增加点GDP，但这种奇妙的经历，却使人更加好奇：那经历过中日邦交蜜月期的一代日本人，与成长在“失去二十年”之下的新一代青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到底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过度反应

上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期，我的父亲第一次踏上陌生的日本土地，参加一场交流会。但在推杯换盏之际，本应亲切友好的气氛之中，某位日本人却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佩服美国人，惧怕苏联人，却看不起你们中国人！”

当时，父亲只是如现在的我一般大的青年，听罢自然血气上涌。然而转念一想，当时中国也刚从文革之中走出，各项建设刚刚恢复，9亿人中国的GDP却只有1亿人日本的三分之一。一番话的确是侮辱，但在彼时，我们也的确没有让日本人佩服或者惧怕的地方，愤怒之余，也不乏无奈。

前有口出狂言的日本人，后有演唱中国国歌的镰仓司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似乎又让人们看到了日本《菊与刀》的两面，却也不难发现，两种相反的对华态度之中有一个共性：过度反应。

从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对华态度多种多样，但无论善意上的援助、联合，还是恶意上的控制、分裂、侵略，日本各界都始终认为中国是“落后国家”。

60~70年代，日本经历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早早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却是百废待兴，这种认识便重现于世。到了80年代，日本对改革开放的“落后中国”明显存在过度反应：一方面是表面上的邦交蜜月期与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援助，另一方面在日华人却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斥与歧视。

不过中国GDP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越日本，双方在经济上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已融入日本社会。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应该不再对中国有过度反应才对；然而在2010年~2015年之间，日本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群却从38%猛增至72%，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之后，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促发了日益增强的民族情绪，使得日本青年人不禁有所警惕；其次，中国赴日游客不停创造“爆买”记录，国人参差不齐的素质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隔阂；但与此同时，日本民族习惯里的一些固有元素更是不可不察。

上千年来，日本虽然也与国外交流，但社会结构却一直较为封闭，普通国民“驯化度”极高，民族习惯里存在“不给人添麻烦”的惯例：无论是干净的街道，还是电车里整齐出入的队列，亦或是永远挂在嘴边的“すみません”（对不起），都是在这种习惯的引导下自然形成。

但习惯久了，日本文化中也会有“主动避免麻烦”的意识存在，而对所有可能带来麻烦的情况都持负面态度。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中国访日游客在10月初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超2014年的总人数（1341万人）。较之其他国家，日本普通国民更容易感受到中国人数量的增加，自然也会对一些不好的现象更加敏感，也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应该说，比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度反应而言，如今日本青年人更倾向于将中国当做一个对等的“发达国家”来看待，也自然会拿针对“发达国家”的素质标准来评判中国人。这种态度既是一种督促，也是一种机遇：更重视自身素质与修养提升的中国人会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更有助于增进理解，安抚日本人骨子里存在的不安全感。

失去旧日的安全感

2007年1月~3月，日本女影星筱原凉子主演的电视剧《派遣员的品格》播出。这部以“派遣社员”为题材的日剧引起了收视热潮，不仅平均收视率超过了20%，最后一集收视率更是达到26%，这在娱乐手段愈发多样化的日本，的确是个不错的数字。

《派遣员的品格》一剧以“企业没有派遣社员就无法运转”为主题，讽刺正式社员效率低下、故意磨洋工以换取加班费、态度居高临下，却将派遣社员塑造为十项全能的优秀员工，明显是在为日本社会中数量井喷的派遣社员加油打气。

日本所谓派遣社员，与中国的劳务派遣员工有所类似：需要人力的企业不直接从人才市场里招聘员工，而是与人力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在一段时间里（一般是半年内）获取需要的人力。派遣社员无论在收入还是福利待遇方面都远远不及正式社员，却要承受相同甚至更加繁重的工作，还要在日本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下承受正式社员的颐指气使。

更重要的是，如果正式社员与企业有了劳动纠纷，自然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加以保证，而派遣社员只要合约到期，就得走人。

其实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制度并不符合日本传统管理文化。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人力管理曾以“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闻名于世：只要社员进入公司就不会解雇，即便能力不足，也会根据就职时间而获得加薪。通过企业文化塑造，社员会将企业当做第二个家，进而激发出奉献精神，为企业奋斗终生。

这种极具东方“大家庭”色彩的制度让日本在高速成长期独树一帜，甚至让强调竞争至上的美国都大吃一惊。然而随着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大量企业为了平衡公司财政，不得不打破“终身雇佣制”，缩减“年功序列制”，解雇能力低下的社员。为了继续降低成本，派遣员工也就逐渐产生。

日本在1985年制定《劳动者派遣法》，允许13个行业雇佣派遣员工，随后行业面扩大到16个（1986年）、26个（1996年）；到了1999年，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所有行业进行劳动派遣，但在一些关键行业的关键领域设立例外事项；2003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允许持续不景气的制造业雇佣派遣社员，其中26个专业业种不设置最长雇佣期限。

2003年这次改革让派遣社员的数量出现井喷：2000年，日本派遣社员为33万人，到2008年激增到140万人，2013年更是达到252万人。《派遣员的品格》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拍摄，剧中男二号扮演者甚至找到了小泉纯一郎的长子小泉孝太郎来扮演。

虽然派遣社员有助于增加就业市场的活力，但由于限制放宽，企业纷纷减少采用正式社员，改以派遣社员替代，日本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自民党在2009年竞选中失去政权，大量派遣社员对政策的不满也是一大要因。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止到2014年，包括派遣社员、兼职、打工等劳动形态在内的全部非正式劳动者为1962万人，占据日本全部劳动力的37.4%。虽然日本在2006年与2012年先后出台政策、修改法律，对非正式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加以保障，但依然无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这一关键性问题。

与前一代日本人不同，如今的日本青年人越来越难以获得稳定的正式员工地位，很多人需要派遣社员身份换取微薄薪水，甚至必须从事兼职。失去“终身雇佣制”带来的工作机会与“年功序列制”提供的上升通道，仅靠一般的社会保障根本无法阻止安全感丧失，日本青年人越来越难以相信大企业家与政治家带来的空洞承诺。

据总务省统计，2014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之中，日本国民投票率为52.66%，其中20~30岁青年人投票率仅为32.58%，30~40岁为42.09%，40~50岁为49.98%。一个社会的壮年力量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竟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既说明日本的政治制度面临严峻挑战，也说明越是年轻人，越是对于未来充满迷茫。

迷茫的日本青年一代甚至已经丧失了很多日本人的传统优良品质：曾经一尘不染的日本街道，也逐渐有了随意丢弃的废品；给老弱病残孕的“优先席”上，也偶尔坐着年轻人，看到老人来了就闭眼装睡；一贯宁静的电车上，更不乏青年人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曾与日本友人聊起这些现象，对方也只能叹一口气：“在看不见明天的社会里，这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

缺乏安全感让青年人对未来难以制定长远计划，更加剧了少子化进程：2015年4月，日本15岁以下儿童数量前所未有地低至1617万人；6月22日公布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中指出，日本20~40岁的青年人有37.6%的未婚男女不愿意寻找恋人。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之后20多年来，虽然产业转型很为成功，但政治上的投票率与生活上的结婚欲望却同时降低。空有一个富裕的社会，却时刻缺乏安全感与进一步上升的期望，日本恐怕还要失去第三个十年。

“一亿总活跃”的真实意图

2015年8月31日，日本东京12万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要求政府叫停正在参议院审核的新安保法案，反对政府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然而9月19日，参议院依然在大量民众反对之下通过法案，日本政府又朝着右侧倾斜了一些。

对于安倍晋三此举，在9月20日的舆论调查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又一次跌破40%，下降至39.8%。支持理由之中，认为安倍内阁“很有领导力”占了12.1%，“首相可以信赖”占了10.9%；45.4%的日本人反对安倍内阁，排名第一位的理由是“不抱期待”（18.4%），第二位是“政策不行”（17.4%），第三位是“首相不可信赖”（16.3%）。

调查问卷结果看来，在日本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虽然安倍晋三那种“猪突猛进”（不顾一切地前进）的风格使得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感受到强大的领导力、获得了相对的安全感，却让更多本已不安的日本民众变得更加不安。

安倍晋三在10月7日调整内阁班子，这让他在10月8日的民调中获得了42.2%的支持率，巧妙渡过执政危机。随后，安倍内阁将政策重心从修改宪法解释转为加强经济，宣布开启“安倍经济学”第二期。随后“一亿总活跃”的口号出现，意在2020年之前保证一亿人口总数不变，通过经济改革，让日本重现活力。

仿照第一期“安倍经济学”“一亿总活跃”又一次提出了“三支箭”设想：一是孕育强大经济，争取将日本GDP提升到600亿日元；二是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通过支持女性生育使得特殊出生率达到1.8；三是安心的社会保障，确保“介护离职”（因照顾老人而离职）为0。

但相比于第一期的“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都尚具实操性，新“三支箭”里，GDP指标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出生率主要是为未来日本做准备，所以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第三部分，尤其是放在劳动市场改革层面。

由于日本老人持续增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老人护理机构很难满足市场需求。据厚生劳动省计算，2015年9月已有54万老人入住“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然而仍有52万名需要入住的老人无法入住。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壮年子女纷纷从公司辞职回家供养；虽然孝心可嘉，但这些年龄在30~40岁左右的子女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有一部分甚至担任管理职务，大面积“介护离职”自然会使日本经济遭受冲击，造成新一轮的劳动力不足。

“介护离职”问题一方面说明日本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同时也说明日本的老人护理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但劳动力短缺却已使得市场调节几近失灵，人力顾此失彼。

如果想实现所谓“安倍经济学”第二期，就必须将日本经济放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将日本的劳动力与资本置于国际市场下，重新选择对日本而言比较优势较高的产业，借以平衡日本市场的劳动力与资本供需。于是，加强国际合作也就成了安倍晋三接下来的要务。

11月1日，安倍晋三出席了韩国首尔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峰会，虽然对待安保法案问题依然以标准化的“专守防卫”等言辞一带而过，但在发言之中，安倍晋三更希望能够与中韩两国达成缓和，加速实现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FTA）构建，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一起，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尾声

近几年来认识不少来中国留学或工作的日本青年人，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回到日本继续工作，但每每聊起，却大都怀念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日子，很多人都希望再回来。

对于这种想法，我经常会疑惑，毕竟日本生活环境与便利程度都是中国很多地区无法比拟的。但将疑惑告知他们，却会大体获得同一种答复：日本虽然环境更好，但给青年人留下的空间太少，束缚太多，不像中国的市场还很大，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曾将明治维新的发展比作“坂上之云”，即“山坡上的云彩”，只要追着这片云彩，人就能拼搏向前，社会发展就会有动力。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日本一直是一个善于追赶的民族，无论是古代追逐中国，还是明治时代追逐欧洲，又或是二战以后追逐美国，日本都做得很成功。然而当日本已经走到山坡顶上，看不到云彩，便会迷失前进方向。

对于日本青年人而言，真正的安全感或许并不是雅致的环境与美丽的山水，而是能够抬头望到的一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