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糟糕的是日本现在却离其最初高举高打的政策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在今年宣布采取负利率政策。这个政策的直接目标毫无疑问是诱导日元贬值，然而不巧的是，国际环境比起2012-2013年，已经不再宽容。无论是当年公开支持安倍经济学的IMF还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都对日元贬值表示了牵制。在G20或者G7等国际场合，竞争性货币贬值最终没有赢家的看法似乎也成为一种共识。美国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对日本政府的要求是推进结构改革，刺激政策的重点放在财政而不是货币政策上。然而，日本的QQE实施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恰恰是1990年代和雷曼危机后的财政扩张政策已经到达极限的结果，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滚雪球般累积起来的国债余额，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计划成为日本财务省推动提升消费税率的重要原因。

而刚刚公布的日本第一季度GDP统计显示，经过调整后的增长率虽然同比达到1.7%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但实际上抛开闰年导致的消费统计缺乏可比性因素，实际增长仅有0.5%左右。再仔细分析，剩下的0.5%中有很大部分来自政府支出。在安倍政府没有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解释为以前的刺激政策终于开始落实了。总之，日本经济的基础依然很弱。日元贬值让日本的贸易统计在一季度转为黑字，但也因此在国际上失去了维持低汇率的最基本的正当性。然而，日元的大幅度贬值至今没有给日本带来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企业给员工加薪的幅度远比不上业绩增长。在基本面依旧远离央行雄壮的通胀目标的阶段，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开始受到压迫。海外旅行者虽然为日本带来“爆买”现象，但对日本经济的规模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内需最大的构成要素——消费的前景堪忧。因此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支柱——货币宽松政策在实践中被证明为：家庭部门到出口企业的收入转移。

现在看起来安倍政府可能再次食言，延迟第二次提升消费率的时间。甚至有人建议不如限定一段时间来降低消费税，让民众回到5%的消费税率时代，以维持经济不要再次掉入负增长的泥潭。这些年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的结构改革派弱弱地指出，大刀阔斧的放松管制并实施管制制度的改革来维持并提升潜在成长力。然而就日本政局而言，这点基本毫无可能。真的成长战略出现效果需要的时间很长，而且本质上这是要求其支持阶层吐出既得利益，对一般基层伴随的痛苦也可能立即让安倍政府出现信任危机。经济学上的固本培元的药方在政治的世界里完全是消耗其政治资本的泻药。因此，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做到极致对安倍政府而言将是最具有诱惑力的春药。毕竟，在地球的另一端，负利率政策的先行者欧洲已经开始公然讨论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现实可能性。

实际上早在安倍经济学开始的2013年，日本就经历了一次类似的经验，发动了一次1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相当于GDP的2%的规模。当时日本央行宣布了50万亿日元的国债买入计划，数字的魔术让人们误以为2013年的经济增长是来源于货币宽松。然而除了日元贬值诱发的股市上扬效果之外，所谓的QQE基本上只是起到了财政刺激的辅助作用。长期利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政府支出带动了内需，作为结果，广义货币量出现了一定的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当时就分析说，这不过是透支将来的需求，现在回头看，日本经济的状况的确无法为安倍经济学点赞。

问题在于2013年之后为什么日本停止了这种用货币政策来支撑财政扩张的撒钱策略呢？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特别是日本股市短期的繁荣让安倍自己也夸大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力量，原本就没有兴趣的结构改革根本没有力度，所谓成长战略细化了无数条措施让人一头雾水，至今没有看到有效的进展。甚至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自身也因为日本股市当时的激昂所蒙蔽，轻蔑的主张消费税率提升不会带来大的问题，然而2014年二季度就被日本消费者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了脸。当然这不不意味着，日本应该或者可以一直延续这个措施，日本当局自己也清楚债务累积带来的负担意味着什么。但一些经济学家相信，既然这届政府能因为股市自欺欺人，那么在负利率政策受挫的情况下，当局面临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诱惑去推动曾经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