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 日本是制造业大国,特别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十分发达,但日本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明显落后于美英法德。28年前来日本留学,让我吃惊的是日本很多大学开设的“经济原论”居然讲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不但讲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讲述剩余价值理论。我一直不明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日本的大学要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到1993年以后,日本的大学才渐渐废止了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竹内宏
翻开日本的经济学历史,不能不提到一位颇具异端色彩的经济学家竹内宏先生。竹内宏先生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系)毕业以后,进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长期担任长银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竹内先生和中国经济学前辈马洪、薛暮桥、孙尚清等有深交。今年竹内先生还邀请茅于轼先生夫妇到静冈讲学。
我于1994年在名古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后进入长银综合研究所当研究员,认识了竹内先生,虽在同一个公司,但没有太多的交往。只是在研究所抽空读了竹内的几本代表作,如《小巷里的经济学》。
后来得知竹内先生原先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据竹内先生自述进银行后,每天晚上回家不睡觉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然后,白天到银行打瞌睡。最有趣的两件事就是由于太瞌睡,有一天不注意抽烟的烟头把一家公司的借款协议给烧了;另一天,稀里糊涂把日本银行(央行)的2亿日元的票据当废纸给扔了。好在银行的废纸不是立刻烧掉,而是要保存两个星期。上司命令年轻的竹内去掏垃圾,最终找回了那张2亿日元的票据。后来据竹内先生回忆,在掏这张票据时也意外获得一些银行干部给秘书等女职员的私人便条,号称我掌握了这些家伙的软肋。
银行的上层觉得把这样一个异端放在银行总部会惹麻烦,在竹内先生当上长银的专务后,银行上层决定把银行内部的调查部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综合研究所,让竹内出任理事长,这样银行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记的我刚进长银综合研究所当研究员时,被安排去听理事长的训话。只见一个老人很随便的跟我们谈话,他就是竹内先生,我已经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一点就是竹内谆谆教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想为银行做贡献,一个最成功的上班族是把银行当作靠山,靠山就要吃山。我很吃惊。
我和竹内先生走近是在长银倒闭以后。1998年长银倒闭,这位老人把没有去处的研究员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智库“价值综合研究所”,竹内先生出任顾问。不久竹内先生被老家静冈县政府聘请为静冈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没有配置太多的研究员,竹内先生要到中国访问,就邀请我与他同行。我们一起去中国,他去山东大学和浙江银行协会等地讲课,由我当翻译,他讲的内容后来成书,在国内出版《日本的金融败战》。
后来,静冈综合研究所被改组成静冈县立大学全球区域中心,竹内先生出任中心主任,我也有幸被聘为该中心的客座教授,再次和竹内先生同事。
在此必须提一下的是竹内先生和汪道涵先生的交往,两位老人的深交结果是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世博会。80年代,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先生结识了竹内先生,竹内先生和作家界屋太一访问上海时见到汪道涵市长,建议他举办世博会,这样可以促进上海的经济发展。这一建议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最终成就了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市为了感谢竹内先生,在世博会期间,为竹内先生在世博园内举办了生日晚会,据说这是唯一的一次。
竹内先生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而是草根经济学。他用非常平易的语言说透数理经济学无法证明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竹内先生的草根经济学道出了日本社会的真谛,所以广为大众欢迎。
柯隆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看资本论时大量吸烟,后来把肺给搞坏了,晚年后,肺气肿,每天拖着氧气瓶和我们交流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今年5月1日,突然中心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我,竹内先生由于封闭型肺炎与4月30日下午去世。我始终不相信竹内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觉得竹内先生随时都会来办公室和我们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之后,日本各大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都报道了竹内先生去世的消息。认识竹内先生的国内朋友给我来信:真怀念竹内先生!我想这是所有认识竹内先生的朋友的发自内心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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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隆 简历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自日经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