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怀中：“安倍路线”下中日磕碰与博弈是常态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发表《“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全文约3.7万字）。

吴怀中认为，“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吴怀中在文章中指出，中日关系中的日本定位和定性，也就是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问题，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判断基准。有关这个问题，总的结论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总体作用和重要性没有下降。没有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正面或正能量作用下降的同时，给中国发展和崛起带来的负面或负能量作用上升，导致总体作用和重要性之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与“不及”的判断，都会对看待与处理中日关系带来影响，而目前这种负面重要性的大幅上升，或许意味着中国对日关系的中短期目标和重心需要做出适时的调整。

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日本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时期，是如下已经历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日本绝对强大，而中国弱小分裂、面临被侵略的境况;第二种是中国国际处境面临困难，需要两国关系缓和的局面;第三种是改革开放当初，亟需日本资金、技术和经验支持现代化的阶段。尽管如此，对日本正面重要性认识的结论，大体是日本兼具周边与大国的特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重要。这大致从两个方面得到反映：（1）中国政府对日方针和原则的口径未变，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对日要“建立稳定友好关系”等。（2）日本企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为中国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来说，日本则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在华日资企业约达2万多家，创造出巨大的就业与税收机会。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十三五”实现转型升级、“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艰巨任务。这些任务的顺利完成，需要日本发挥更加积极的正面作用。

日本“软制衡”与“干扰消耗战”危害性更大

日本政府像过去那样对华采取相对友善态度、“为中国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的正能量意义上的重要性在减少，负能量意义上的重要性在增加，也就是阻扰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著。不过，在判断日本对中国崛起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威胁”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上，中国国内各界存有一定分歧。对日本究竟给中国带来多大威胁实质的问题，可作以下具体的划分与分析。

1. 日本当今的作为对中国崛起环境确有较大负面影响：（1）按领域来划分。军事安全上，对华的威慑与威胁，负能量性质明显;经济上，开始有日渐激烈的竞争;外交上，牵制、竞争态势明显。（2）按重大事态划分。中国崛起障碍被认为有三大类：一是中国与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例如日本也用“价值观外交”及软实力牵制中国，这实际上是涉及中国政治安全的问题;二是中国民族复兴及与霸权国家遏制企图的抗争，特别是日美同盟体系对中国的防遏压力;三是中国发展与他国利益的冲突，例如中日领土主权及海洋争端。在这很难克服的三大矛盾中，皆有“日本因素”，且时有不减反增趋势。这三大障碍是中国顺利崛起的巨大麻烦。（3）按地理空间来分。在国际、地区多边、双边层次上，横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对中国国际形象及软实力影响、硬实力发展都造成不同影响，而利益冲突、军事威胁则持续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2. 对“日本威胁”的性质及程度问题，需清醒认识、平衡估量。当前，日本对中国的崛起确实造成很大麻烦和障碍，但若从大局而非单纯军事观点看，只要处理得当，当下及未来几十年内，其已难以单独对中国构成传统意义的决定性危害和致命威胁。从历史上看，这种巨大危害不止一次。但当今国与国之间关系，很难用单纯的非敌即友模式来划定，而是复杂的多面体，中日之间也不乏互惠互利、交融互嵌的一面。轻视日本固然会吃亏，但这基本不是正面冲突以及全面战争的问题。“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世易事移，中国现在是有能力独立实现战略安全的大国，在战略上研判和处理对日关系时，应摆脱自信不足和“受害情结”，多显大国气度和定力。当日本对中国而言没有那种致命威胁性或绝对重要性时，中日关系从客观而不是主观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最现实或更主要的已经不是日本图谋引发冲突、挑起战争的军事威胁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以下两个一急一缓、一近一远的事态。

第一，在东海和第一岛链的海空域，双方确有爆发不测危机的可能性。由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特殊性，突发事件及紧急事态有可能使双方政府退无可退，导致事态失控、冲突升级，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武力冲突或战争。所以，需要切实推动落实中日海空联络及危机管控机制。至于“日本阴谋论”和“岛国冒险性”，即日本在第一岛链和东海引发冲突，利用日美同盟拖美下水，引发中美冲突并使中国崛起进程被打断等的相关图谋，在当代条件下不太可能实现。明确的外在因素，也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情况的发生：（1）日本的经济因此将遭受极大影响，陷入混乱和萧条，所谓“损人不利己”。（2）安倍对华的真正想法，并非要早打、大打，而是总体要均势、局部抗得住。（3）安倍要出手，需有美国的坚定后援与支持，但中美之间接近于形成“双重相互确保摧毁”，美国也不会轻易被日本拉下水。（4）中国已具备足够的、日本难以承受的反制与反击能力，日本若挑起战端，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免受巨创、脱身而退。

第二，日本的“软制衡”与“干扰消耗战”的长期危害性可能更大。这主要有三种情形：（1）对华展开围绕体系与秩序的较量。日本以中国不“遵规守则”为理由，以“民主国家”同盟或海洋国家联盟的方式，展开围华、制华之策;或者，阻扰或消极抵制中国发起主导的地区合作倡议，另起TPP等机制，反对中国主导的规则建构和秩序建设等。（2）推动紧盯中国的恶性经济竞争。日本调整投资方向、转移制造业基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位置，侵蚀中国产业国际市场份额，增加中国“走出去”以及实施“带路构想”的成本。这关系到中国的转型升级动力强弱，以及在亚洲地区的立身基础和战略资本。（3）开展国际宣传及负面报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长期损耗中国崛起所需的软实力基础。

当今时代，比起传统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机制与规则构建、国际话语权等，更能影响一国崛起进程。以上三点软制衡举措，使得中国的崛起过程难度系数增加，在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比设想多的资源和国力。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大而不强、未富先衰的非发达大国，这可能被日本认为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格局。并且，日本政治精英及统治集团，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在战略和安全上决意要和中国对峙、缠斗的意志并不薄弱。中国不应低估日本决策层及政治精英的坚韧性及战略忍耐力，在面对周期性崛起并强大的中国、自己处于一定的劣势时，日本并不缺乏周旋与博弈的历史经验、政治智慧，也不乏战略忍耐与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甚至主动设计、积极经营的意识。安倍笑脸式“两面人”的两手做法，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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