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自谈判起始就在多国招致存废争议。经过５年多的谈判，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于2015年10月达成一致，并于2016年２月签署了该协定。此后，虽然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于2017年1月20日批准TPP，成为12个签署国中首个完成TPP国内批准程序的国家。然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却于随后的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TPP存废的背后反映了美日两国怎样的政策考量和国内状况？围绕TPP的种种争论究竟是理性而为，还是政治说辞？

TPP为何在日存在美废？

在美国，决定TPP命运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和选举政治。美国的贸易政治中大致存在两大阵营：民主党、工会以及环保组织对自由贸易持批评态度，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以来坚持要求在FTA谈判中加入劳工和环保标准；共和党和跨国公司则支持贸易自由化，要求在贸易协定中增加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管制等方面的条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TPP问题上一直行事低调。2009年一上台，奥巴马就提出无限期延迟原定于3月举行的TPP谈判，原因是民主党国会议员反对。直到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获胜，奥巴马才凭借共和党的支持，开始加速推进TPP谈判。2015年10月，TPP达成协议。然而，进入2016总统选举年后，TPP面临的形势急转直下。在初选阶段，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都曾激烈批评TPP，导致选民中反自由贸易的情绪迅速高涨，就连曾作为国务卿推动过TPP的另一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不得不转向反对。尽管奥巴马反复强调所谓战略上的逻辑，把TPP描绘成“与中国的竞争”，试图给国会议员支持TPP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最终仍是于事无补。可以说，是美国的选举政治给了TPP致命一击。

在日本，TPP政策是围绕首相官邸和中央省厅展开的，随着近年来官邸主导体制的强化，首相在与官僚、议员和利益团体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使TPP最终得以通过。

总的来说，强调TPP在战略和经济上的价值很难在地方政治中产生说服力，却有助于在权力精英中凝聚共识，这是TPP在美国和日本命运迥异的重要原因。

TPP存废带来哪些启示？

TPP的由兴转衰、由存转废表明，“第二次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全球贸易体制的升级，反而激起了保护主义的反弹。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从TPP的兴衰存废中，可以初步得出以下教训：

一、美国和日本都明知TPP不会给自身带来太多经济上的好处，却仍然一味地将其作为贸易政策的重心和外交战略的支柱，这背后除了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之外，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把TPP作为制衡中国的战略工具，或者说把中国作为TPP的台下隐形主角。这种把经济逻辑和战略逻辑混为一谈的做法，虽然在政治精英中颇为流行，但这既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也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TPP在美国遭败，表面看是美国人中蔓延的对全球化的不安和担忧，特别是贸易和外包导致的失业以及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贸易本身，而在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特别是制造业岗位的大幅减少，意味着蓝领阶层的美国人借以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阶梯断裂了。

三、日本将自己的贸易政策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却未料及TPP会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剧变而功败垂成。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误判。日本背弃了以东亚为基础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政策，转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本意是想借美国之力重归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但是，不包括中、韩及过半数东盟国家参与其内的TPP，不仅与日本企业海外供应链的实际分布情况不符，而且势必会导致地区治理体系的分裂，这种与客观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战略最终必将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全球化缩小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却扩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TPP专注于前者，却忽视了后者。它在国际上激起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在国内加深了广大民众及社会各界对不平等扩大的担忧。可以说，美日联手推动TPP不仅不可能弥合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产生的差距与裂痕，反而给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增添了诸多新的不测与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说，TPP是资本推动下的产物，但资本只看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忽视其包含的社会政治风险。这样的政策在国内将一部分人、在国际上将一部分国家人为地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这就必然造成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无序化、碎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美日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的某些不利甚或暂时的失败，而不是去抢夺所谓的当今世界秩序领导权……

谁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真正胜出并笑到最后。

作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归泳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