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场中的五大明王像

吉祥天立像

一年光景过半，不经意已到仲夏时节。适逢日本醍醐寺珍宝来华展出，便又背起行囊，来一趟佛教艺术的“修行”。69419件国宝， 6522件重要文化财(即“重要文物”)，这座世代相传的艺术宝库到底有怎样的魅力？看惯中国的古寺伽蓝，想那些风尘中留存的残破佛画与雕像，虽已不再风华绝艳，却多了份时光韵味。

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僧人空海入唐在长安学习佛教密法，将唐密真言宗的正源支流传向日本，并带回大量唐密佛法与佛教艺术品。这之后，真言宗圣宝理源大师承师祖空海衣钵创立醍醐寺。作为空海所师承的慧果大师的禅寺，西安青龙寺就自然成了日本醍醐寺的祖寺。此次展览也因由祖寺之缘，成为醍醐寺历史上除德国展外的第二次出外展出。

“醍醐”一词，原为“佛教五味”之最的世间至美，却成为一座古老庙宇的名讳。醍醐寺作为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的总院，自公元874年由理源大师圣宝建于笠取山，之后便绵延不绝，得到日本醍醐、朱雀、村上三代天皇的庇护与丰臣秀吉等名宿的推崇，不断扩建增加，形成了现在上醍醐寺与下醍醐寺的巨大规模。上醍醐是醍醐寺的开创地，入口的清泷宫拜殿所涌出的醍醐水是关乎醍醐寺院创建的灵泉。据《醍醐寺缘起》的记载，当时来自奈良的空海流弟子圣宝，见五色祥云缭绕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顶,心想此处正是建立三密瑜伽法城的净域。当他抵达山顶一处平地时，眼前忽然出现一位皓首老翁。老翁捧起地下涌出的泉水，边饮边叹：“呜呼，醍醐味！”这水便是上醍醐中所涌出的醍醐水。当时理源大师便向这位器宇不凡的老人请教选址建寺一事。老人答道：“此山乃是古来佛祖传法的圣地，诸天拥护的灵峰。我乃本山地主横尾明神，愿将此山献予法师，愿法师弘传密法利乐众生。我将永远守护此寺。”这其中幻化为老人的，便是据传上醍醐内供奉的准提观音。

相较上醍醐的古老与秘藏，下醍醐的兴盛则得益于其繁盛的真言宗流传，现存真言派中以醍醐寺为中心的“小野流”就是以三宝院为依托的“三宝院流”为中坚流派。三宝院自创建以来一直是下醍醐的中心，醍醐寺历代座主多出自这里，法脉延续至今。醍醐寺在历史上一直是支持真言事相发展的代表性寺院。下醍醐内的三宝院、灵宝馆不仅有江户时代名家石田幽汀和狩野山乐的彩色障壁画，还珍藏着许多佛图和文书。

说起醍醐寺中的“中国味”，不得不提造像与佛画。现指定为日本国宝的吉祥天立像，作于公元1130年(平安时代)。吉祥天本是印度神话中的药叉，此尊吉祥天受中国唐代造像影响，体态丰满优美，脸型圆润，发髻垂两肩，穿唐代大袖羽衣。

唐人崇尚丰腴为美，佛像开脸甜润饱满。日本造像虽颇为成熟，但深受大唐影响，有着浓浓唐风。此次展出的《诃梨帝母像》，就是12世纪日本绢本佛画的代表作。画中的诃梨帝母也称鬼子母，是女子顺产的保护神。据载平安时期醍醐寺即有僧人为皇家女性供奉鬼子母像以求生产顺利的传统。画中的诃梨帝母表情恬淡优雅，体态丰腴优美，若非仔细辨别颇具中国晚唐女性绘画的遗韵，其绘画结构与“S形”翻飞的体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大理国画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中怀抱小子的诃梨帝母形象颇为相似。此《宋大理国画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作于宋代大理国王段智兴盛德五年庚子(公元1180年)，刚好与醍醐寺藏《诃梨帝母像》时代相去不远，这样的雍容体态也在后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中的佛母形象中能窥见其传承脉络。

论及展览中另一件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藏品，即是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宋版《一切经》，此版印佛经刊刻于12世纪，是俊乘房重源追随弘法大师的足迹三次入宋求法所得。据《日吉山王利生记》卷第七记载，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协助下，重源于公元1194年11月得到《一切经》，次年奉献给醍醐寺。《一切经》又称《大藏经》，宋代福州地区刊刻过《大藏经》的两座寺院，分别为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刊刻的《毗卢大藏》。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现存六千零九十六贴，除《大般若经》六百五十五贴为开元寺版，其余《一切经》皆为东禅寺版。东禅寺版自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开刻至崇宁二年部分完成，故得到敕封“崇宁万寿大藏”，此后继续雕刻，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最终完成。当时重源求取宋版《一切经》并非易事，不但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对宋朝内部情况的了解以及往来两国的贸易商人的帮助。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在佛教艺术上不解的深厚缘分。

寥寥几十件宝物，可见历代递藏的醍醐寺与中国的渊源。唐秘真言宗随着历史更迭在中国已不存，却在海的那边生根发芽。清净醍醐，却也是融入唐风宋韵的一缕清泉，有别于其他日本佛寺艺术，独立于密宗文化之林，若隐若现醍醐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