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因发现细胞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自此，进入新世纪以来17年内已有17名日本人（含日裔）获得诺奖，日本文科省在2001年提出的“50年30诺奖计划”，仅用了1/3时间便完成了超过一半。这不但令日本举国沸腾，也激颤不少中国的媒体：“日本人就是头脑聪明！ ”，“日本人比中国人爱读书，更尊敬科学家所以人才辈出！ ”,“日本诺贝尔奖拿到手软的原因是工匠精神!”这样的吹捧言论不胜枚举。

大隅教授获奖后表示近年日本科学的空洞化现象十分严重，必须时刻抱有强烈危机感。对比大众舆论的喧嚣,日本的科学界不仅依旧保持着平常心，甚至充满了忧患意识。获奖的大隅教授谦虚地表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奖“井喷”现象就认为日本基础科学领域很强，近年日本科学的空洞化现象十分严重，必须时刻抱有强烈危机感。事实上这并非大隅教授一人的忧虑，早在2000年，日本科学界人士便不断重申这一点，甚至大隅得奖后，仍有学者忧叹“30年后我们还能获奖吗？”，无奈连续获奖带来的喜悦淹没了这样的呼声。那么，潜藏在日本科学界辉煌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科学市场化”下基础科学研究的黯淡 科学一词时常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科学一定是有用的，服务大众，创造效率的！”这样的惯性思维也广泛存在于舆论中，诺奖的颁授辞中也十分强调“服务与普惠人类”这点。诚然，科学的终点往往是致力于用途，但科学的起点并不一定是惟用论，尤其对基础研究领域而言，大多数发现和发明的原点是基于个人兴趣与好奇心，而不是简单地以有用无用来判定。

以“探测宇宙中微子和发现宇宙X射线源方面的成就”而荣获2002年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最反感的媒体提问便是：“您这个研究成果将来会对哪些技术起到帮助或者有用？”虽然小柴的中微子研究领域对未来的通信技术会起到极大帮助。但性格直爽的他非常明快地回答记者说“完全没用！”因为自己专攻的天体物理与粒子物理方向，个人探索精神与好奇心是持续研究的源动力，完全没有设想过以后会如何。2012年获得医学奖的山中伸弥教授也表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对生物热爱，而非谋取将来技术转化。

时至今日大隅获奖，面对媒体的类似发问，他也无奈表示，“细胞自噬研究成果将来转化可能是10年，20年又或许100年后，这个我也不知道！”然而媒体在报道时，仍旧大篇幅描述获奖成果的未来前景以凸出获奖者贡献值与含金量，片面地误导社会，助长“科学研究惟用论”。

较之媒体与社会误导，日本科学界对内部研究环境的“异质化”更为担忧。现代自然科学的三大分野“基础”、“应用”、“开发”各成独立体系，然而日本近年大学现状是“理学部”与“工学部”领域越来越接近，生物与药学部合流化倾向日益明显。而这其中原因并非纯粹是科学进步导致跨界，而是“科学市场化”大背景下，科学与技术被人为混淆，科研工作者无法自主研究的真实写照。

日本新世纪诺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是1960~1980年段的高校入学生。这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高度成长期，也被称为“科学技术立国的时代”。彼时，各大学府系科研究经费主要依赖国家经费直接拔款，但政府并不人为干预。大家分到经费虽然不多，但大多数师生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科学热情被激发出来，这股科研自由化气氛在当年被欧美誊为 日本型科学”。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政府科学经费资助方针发生重大转变，过去“日本能为科学技术做些什么?”逆转为“科学技术能为日本做些什么?”，前后两种思潮的反差下，应用与开发两大体系的科学研究被作为预算补助优先项，并在1995年制定了一部《科学技术基础法》加以规范操作，这部法案至今被日本科学界斥责为“日本科学的自毁法案”。

该法案最具争议的条规在于，以前科研费是不以成果区分基本年年拔款。立法后，单个课题研究最长3年内必须要有初步成果,没有成果的项目课题将被取消资格。这对于偶然性与长期性贯穿的基础科学研究来说无疑是种“政策压迫”。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开支,也有意从“国家研究型大国”过渡为美国那样“民间研究型大国”，日本各大学及科研机构从2005年开始大幅引入企业乃至海外资助。

企业资助的特性自然是注重结果和利益的市场效应。非但基础科学找不到赞助对象，应用与开发两系也身不由己地屈身于“企业意志”下。2014年物理奖得主天野浩教授就曾表示，在名古屋大学理工两部，最流行的申费辞是“该课题成果对XX领域有着重大影响,预计XX年内可转化为成果技术，此技术一旦成熟有着XX市场应用性。” 你可以嘲讽其公式主义，但在大学人事被企业操纵支配的今天，不这么写就得不到赞助商的注意，也就很难获得经费。

博士人数增多背后是年轻学者的“无安定感”

1995年后，日本博士每年毕业人数快速增长，大学就业率严重不足。1995年之前，日本博士每年毕业人数不足8000，百万人口中的博士数目不及欧美一半。为了追上世界潮流，增加所谓研究战力，1996年日本政府特意规划了一个名为“1万人博士号取得支援项目”，自此日本博士数量开始井喷，短短两年便轻松突破1万人。但随之而来博士过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且越积越重。

这个项目的主要操作流程是由政府以工资形式资助博士课程修读者完成学业，而博士生在学业期间编入各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进行课题研究，简单来说就是博士研究员属于政府临时工，而不属于大学各科研单位正式教职员工，博士课程3年内由政府供养当然没问题，但3年后就不管饭喽。

另一方面，日本各大学从1990年代开始效仿欧美实行“大学教员任期制”。以1991年为例，博士毕业人数为6201人，大学25-35岁教职工采用5428人，博士消化率在90%以上。但1996年过后，教职员采纳人数基本不变情况下，博士毕业人数增加了3000多人。特别是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后，各大学开始裁减教职工，博士过剩的问题更加剧烈。做为年轻科研工作者，自然希望留在科研环境优良的大学或国立研究所进行安定地潜心做研究,但现实是1:3的惨烈留用竞争率，即便被录用还要面对3-5年人事考核，除非拔擢到副教授的安全垒位，不然毫无安全感。

留在大学或国立研究所任教无非两种途径：人脉与功绩。日本国立大学与机构常被学生在背后称为“日本仅存的封建机关”，教授世系、学科派阀是大学人事主要的背后衡量指标。而功绩评定的指标也和现在中国的情况一样，以“出版历”和“研究历”(履历)算定。这使得博士生在研究当中更倾向挤占时间的文书类操作，减少实际研究时间，科研成果大大掺水。以数据来说，非但科研论文的世界占比率从2004年9.9%降至2014年6.3%，影响力指标的论文引用次数也从9.1%滑落至6.3%。

而现实中，研究成果与雇佣年限双高压下，也助推了年轻学者急功近利。所以2014年曝光“小保芳晴子STAP细胞造假丑闻”并非偶然，甚至许多日本理系博士生明批暗怜，她要不那么干，怎么可能从“男人们的理研”中转正呢？

日本理系研究室的中国化现象与日本数理教育水平下降 近年来，日本人喜欢以在东京闹市爆买的中国人调侃“日本快被中国人占领了！”。而在日本学术与教育界，讨论最多的则是大学研究室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现有东大3328名留学生中中国人占到了45%。以这次获奖的大隅教授任职的东京工业大学来说，现有学生9813人，留学生为1233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499人，大学院进学者(硕博课程)347人，以来自清华大学的交换生居多。除此之外，客座研究员190人之中，31人为中国籍，是东工大最大的海外兵团。该校79个理化类研究室所，含编中国学生在内的就有56个。除东工大，日本高等教育的头牌东京大学也在被中国人“攻陷”，现有东大3328名留学生中中国人占到了45%，多达1483人的中国留学生阵容中，硕博士1352人，占压倒性多数。东大北京代表处数据显示从2005年的657人到2015年的1268人，中国留学生人数扩张了2倍，其中近7成学生报考方向为理化类学科。

《读卖新闻》曾报道早稻田大学后藤敏教授的电子物理研究室的32名成员全部来自中国名牌大学。最夸张的例子发生在2010年，当年5月12日《读卖新闻》以“席卷早大研究室的中国学生”作为标题，报道早稻田大学后藤敏教授的电子物理研究室，32名成员全部是来自中国名牌大学，一时震惊了日本社会。读卖记者质疑后藤教授为什么全招中国学生而不招本国学生，后藤教授回应道：“我所看重的是人才，和国籍无关。中国学生具有很强的奋进心，英语也很棒，这和日本的学生完全不同。” 后藤教授这番话在一些日本人看来有些贬己扬人，但日本教育界和科学界却深知这是无奈的大实话。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也离不开扎实的数理基础知识，这正是现在日本“20年宽松教育”的苦痛。早在2000年开始，日本物理学研究联络委员会便向文科省反映日本现行初中等理科课程短易，大学基础教育弱化，已经导致日本大学生学力普遍低下，将来科研储备力量堪忧。而在少子化背景下，政府优先考虑的是保证升学人口提升，反而进一步降低入学考试难度。学力低下现象在教育密闭情况下还不算突出，但当经历过“竞争教育”大量中国学子进入日本各高等学府，学力差距自然一目了然。

旺文社公布2016年日本国公立大学各学部志愿填报者百人指标示意图，文高理低。

不过，相比中日学生间横向学力差距，更令日本教育与科学界揪心不已的是日本两代教育水平的落差，因为这更能证明不是中国的学生太厉害，而是日本自己的学生不争气。

上世纪60年代受到美苏白炽化太空竞争刺激影响，日本开始高度重视基础数理教育，以中学数理教育为例，授课时间一学年总长从280小时扩张到420小时，现在则不足300小时。同时在1960年，日本政府展开“理工系学生2万人增募计划”，理工类高校由19所大幅增至62所，1960年日本全国理工系新入大学生30694人，1963年时已经达到51130人，1999年达到最峰值的12.7万人后，开始徐徐下落至现在10万人水平，不过去掉留学生比率，实际人数不足8万。而2001年开始，日本大学入学志愿填报上出现了至今难以改弦的“文高理低”现象。硕博阶段的危机更严重，日本经产省数据报告成，2000年日本自然科学类硕士课程升学比率在22%左右，2015年跌到13%，而博士升学比例更是从15%走低至8%。

大学教育中，理工系教师在授业中普遍感到带日本学生吃力。而中国学生和他们自己一样都是“考试战争”中的“幸存者”，相对授业轻松不少。特别是面对研究室枯燥繁多的数据记录与计算工作，大多数日本学生表现出厌畏情绪，中国学生更能沉浸其中。日本学生的英语能力与热情也不及中国学生，这对研究室论文发表刊行有极其重大影响。综述数面，日本的教授自然更乐意也更有理由招收中国学生。

虽然日本科学与教育现状危机四伏，但也并非坐以待毙。2016年8月4日文科省发布 “2020年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授课内容与时长被大幅加强，这被解读为准备和宽松教育说“再见”。而大隅获奖后第3天，日本文科省宣布持平3年的科研费明年起增加15%，原来最高3年500万日元的单笔申领经费改为6年2000万日元。如果政策面的改革不断递延，可以预料未来日本仍然还有大概率争奖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向日本学习的不仅是获奖的秘策，这份居安思危的学术品质更值得欣赏、尊重并应该引起反思！

(原标题：诺奖井喷的辉煌面前，日本科学家们为何充满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