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新浪财经讯 9月28日消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第321期“新浪·长安讲坛”上进行了题为“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的演讲。

其实早在1987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前，因为遭遇到70年代的经济危机，日本就开始了从硬性产业政策，运用补助金、低息贷款等干预这些产业政策，转向软性的产业政策，所谓软性政策就是以提供信息诱导民间企业为中心的一套政策。

可是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引进了选择性的或者叫硬性的产业政策。吴敬琏表示，“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很少知道日本经济学界已经对这个选择性、硬性的产业政策有很深入的批判。”

后来日本学者还赠书向中国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书出版得晚，影响力也不够， 中国对当时日本产业政策的问题都了解不深。这次讨论后他又拿起这本书来重读，谈及此，吴敬琏感叹道，“我觉得很多东西当时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的吸取的话，会有很大的好处，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一些偏差。”

产业政策这个词在上世纪70年代由日本提出，但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在50年代60年代就有了。

日本战后对经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占领军当局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要求日本否定战时的统治经济，实现自由化。所以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之下，日本做了一些自由化的改革，比如说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加强了反垄断立法，解散财法，像这些措施都是朝向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但是同时当时的日本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就是集成战时的统治经济这道体制的一些遗产。

吴敬琏称，日本50年代、60年代实行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延续了日本战时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是很特别的一些人，这些人有两重的特色，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日本过去战时统计经济的这种遗产，另外一个就是这批经济学家的助推，日本就在50年代和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后来命名为叫做“产业政策”的一套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这个产业政策主要是两种政策，一个是产业结构政策，另一个叫产业组织政策。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最重要，核心内容引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官隆太郎引《日本产业政策》里的描写，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的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和产业的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做有保有压，选择产业。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厚来就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但吴敬琏表示，除了日本战后这一种产业政策外，产业政策还有别的选项。1973年日本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猛涨，日本经济衰退，四年时间内，日本经济从6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的增长率下降到负增长，这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就对执行的这个产业政策提出了怀疑。特别是受到现代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质疑，说你是不是你这套产业政策是正确的。

当时东京大学的资深教授小官隆太郎组织了几十位经济学家，用了两年时间提出了一套研究报告，后来成了一本书，就叫《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本书对日本50年代到60年代执行的选择性的政策提出了批评，非常深入的从政策到理论深入的批判。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并不是否定产业政策，而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当时是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也应该执行靠政府的干预来弥补、补充市场失灵，来提升市场的功能。

在现实的压力和学者的批判之下，从70年代中后期，日本就开始了从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就是提升市场功能的这种产业政策转变。到80年代，连日本官员也提出需要进行这种转变，东京大学另外一位教授把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叫做硬性产业政策，把功能性产业政策叫做软性产业政策。这一时期，国际论坛上也已经把产业政策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型，一种类型叫做选择性的或者叫纵向的、或者叫做硬性的产业政策，另外一种就叫做功能性的、横向的、软性的产业政策。

这个时候日本就开始了从硬性产业政策，运用补助金、低息贷款等干预这些产业政策，转向软性的产业政策，所谓软性政策就是以提供信息诱导民间企业为中心的一套政策。

“可是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引进了选择性的或者叫硬性的产业政策。”中国在1987年引进了产业政策，但当时中国引进的产业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吴敬琏指出，“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很少知道日本经济学界已经对这个选择性、硬性的产业政策有很深入的批判。”

当时日本人也发现了中国这个问题，友泽广巳教授是社会科学院的好朋友，友泽广巳教授去世的时候就把他的藏书送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提醒中国这个问题。此外，吴敬琏回忆，当他们1985年学习、研究日本通产省这套产业政策的时候，小官隆太郎教授就跟马洪教授说：现在流行对日本产业政策批判，估计是有问题的，估计过高了，我们几十位日本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对这个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讨论，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后来社科院翻译了这本书，不过到1988年才出版，而且影响很小。

吴敬琏表示，这次讨论后他又拿起这本书来重读，谈及此，他不由得感叹道，“我觉得很多东西当时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的吸取的话，会有很大的好处，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一些偏差。”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