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国真好啊,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经济的新陈代谢很快。要是日本也能引入这些新事物就好了。现在日本高龄少子化的趋势愈发严峻,劳动力越来越不足。”
接受完本刊记者采访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先生,对于中国当下时髦的共享经济有感而发。
丸川先生作为一名中国经济学家,每年都会前往中国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丸川先生接受本刊采访,就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中国未来走向等话题发表看法。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整体向好,未来几年应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至于日本盛行的“中国崩溃论”,已不值得论证。
变味儿的“中国崩溃论”
回顾过往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2015年是形势最严峻的,随后开始不断地好转,进入2017年,中国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6.9%。之所以能够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我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源于充满活力的中国民间投资。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投资层出不穷,比如共享单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到1600万辆。这些资金并非来自国有银行,大多源自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相对于传统的房地产、高铁等通过国有银行的融资,民间投资的循环流动性更强。如今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民间资金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循环流通,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良多。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9%。10月4日,世界银行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6.5%上调至6.7%
第二个则涉及到中国正在推行的供给侧改革。纵观近几年,中国通过重组整合国企、淘汰僵尸企业等方式推进供给侧改革,大幅度消解了过剩产能。这点在钢铁行业尤为显著,钢铁产能虽然下降了,但钢铁价格也相应地上升,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与提高。中国若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再快些,再大胆些,促进各行业企业的新陈代谢,扶持新企业的成长,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那么,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日本唱衰中国经济,鼓吹中国经济崩溃的噪音不绝于耳。我个人对“中国崩溃论”持彻底批判的立场。“中国崩溃论”在日本恐怕已有20年的历史。2007年,“中国崩溃论”一度盛行,但当时普遍的担心是,要是中国经济崩溃,陷入不景气的话,日本的出口将随之减少,后果不堪设想。可近几年,日本的“中国崩溃论”已大幅变味儿了,仅是单纯地希望“中国快崩溃吧”。在我看来,“中国崩溃论”已不值得论证。
日本应加入“一带一路”与 AIIB
除了中国国内经济以外,这几年,日本各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亚投行(AIIB)也格外关注。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对“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看法。
从大方向而言,中国增加对外投资,对国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等举措,在改变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方面,是非常有益的。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作“边际效益递减”。举例而言,高铁在中国国内覆盖面已非常广,投资收益已极为有限;若将投资转向没有高铁的国家,比如印尼,收益效果将非常可观。“一带一路”所包含的项目,有望对所在国家与地区产生极大的投资效果。比如今年6月在肯尼亚开通的蒙内铁路,这个时隔百年的项目投资产生的效果非常显著。在我看在,这正是“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所在。
6月1日,连接肯尼亚第一大港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全长480公里,独立后最大基建项目)通车
一部分学者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谋求霸权,建立“中华帝国”。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不可能单凭投资或者借款,就将该国置于附属国之下。正如日本的博多港不会因为中国的投资,而成为中国的港口一样,塔吉克斯坦也不会因为修了一条与中国相连的公路,就成了中国的附属国。所有的对外投资都是基于不干涉主权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日本如今依然在通过ODA(政府开发援助),支持别国建设港口和铁路,其中还参与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的投资。可这些与日本的霸权主义毫不相关。
根据央视10月2日的报道,亚投行和亚行开展第四次联合融资,向印度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输电网络项目
同样的担心也表现在亚投行上。但是,亚投行已成为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有益补充。中国没有采取单独行动,而是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在世界经济中,做出与本国经济规模相匹配的贡献。通过国际机构对他国融资的好处,在于避免过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消除借贷国的疑虑。关于这点,中国做得非常正确。
我从一开始便主张,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这一想法至今未变。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资金较为富足充裕的国家,理应为亚洲的发展多做贡献。日本不应局限于亚开行,还应通过各种渠道出资。如今已经有80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亚投行。美国和日本始终游离在亚投行之外,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期待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
即将到来的中共十九大将为今后中国的走向定调。过往几届党大会,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那次大会明确地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随后的经济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的问题之一,在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相互捆绑,经济效益低下。此次十九大,我期待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能有所突破,直白地说,就是往民营化方向再大胆一些。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时推行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比如国有铁路民营化。在从“国有化”改革至“民营化”的15年里,当时的制度跟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是同一回事儿。日本直接用“民营化”三字,明确了改革的方向。而“混合所有制”的表述,没有明确地指明改革是往“国有化”,还是“民营化”的方向走。若能明确改革方向,中国的改革政策将更加行之有效。
警惕民间投资过热
当谈到中国经济走向时,日本的主流是“谨慎悲观派”,我个人则是“谨慎乐观派”。今后两年中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当前的良好势头。若能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完全不必担心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预计再过10年(2027年)左右,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
当然,中国经济在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亟待防范与排除。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风险。
一方面涉及到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能否收回投资、债权,为其他急需资金的经济领域进行新一轮的融资,将大大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之所以经历“失去的10年”,就是因为不良债权的处理牵扯了日本足足10年的精力。
BAT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活力,引起日本学者广泛关注。近年,BAT已陆续进军日本市场
另一方面涉及到民间投资过热的风险。这几年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产业大量兴起,来自民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投资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我一直主张,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增长要素中,包含了共享经济、BAT等民间的活力。但一定要警惕与防止投资过热造成的泡沫破灭。
如今的中国已十分现代化,贫困人口仅占到中国人口的5%,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不大。目前为止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非常了不起的倡议。我期待今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肩负起大国的责任。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产业经济学学者
丸川知雄
采访、编译、配图:木越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