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户制钢揭露的事实来看，造假之所以可以追溯如此之久而没有被发现，一个原因就是人员岗位的长期固定。随着老龄化的来临，不少日本企业的关键技术岗位往往后继无人。 日本制造业往往是以大公司为核心的多层供应商体制，彼此之间合作关系固定，处于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往往比较弱势。我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曾经拜访长期关注丰田等公司的东京大学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教授。他谈到过去二十年日本公司的生产率没有提升，但工厂一线工人效率却一直在提升。这事实上也是日本制造业值得肯定与骄傲的地方，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人力提升效率往往并不如资本投入带来的效率大。

更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日本对技术的痴迷，没有得到资本深化的支持。 技术归技术，资本归资本，没有资本支撑的创新，单单纯熟技术，往往无法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尤其是无法创造出新的产业。与之比较，美国人并无对工匠精神的推崇，却擅长于创造新行业——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行业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中国则以持续投资不断追求产业升级换代，也维持了快速的效率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当日本国内投资回报降低，日本企业投资资金减少、盈利压力加大的时候，日本的创投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速度挖掘出充分的创新机会。宏观方面产业升级换代速度降低，微观方面也就必然体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

某种意义上，依赖勤劳而不是资本也是日本的传统。现代日本人的思维多定形于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速水融曾将日本走向工业化进程路径总结为“勤勉革命”，即在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的同时，日本江户时代的农业发展更多依靠替代家畜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投入增多，而不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的资本增加。

值得一提，率先提出“勤勉革命”的速水融本人，其实反对将勤勉定性为日本的国民性，他认为这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文化或者所谓国民性，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核心问题：日本制造的成功和失败，虽然与匠人精神有关，但是放在更大视野中，仍旧是与回报率下滑下的投资萎靡紧密相关。

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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