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恺仪

明年7月起，日本将重启商业捕鲸。海域仅限日本近海和专属经济区，将以小须鲸、塞鲸和布氏鲸这三种鲸为捕捞对象。

日本政府12月26日向管理鲸类资源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方面通报退出该组织。共同社报道说，虽然日本政府计划今后向全球呼吁尊重多样的饮食文化，但作为七大工业国（G7）之一的日本退出国际合作框架的情况十分少见，难免被批评为轻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意见指出，之所以选这三种鲸，是因为有科学依据显示其资源量丰富，政府认为不易受到国际批评。

鲸食文化

海外网的一篇文章介绍说，日本人食用鲸肉的历史十分久远，7、8世纪就有关于日本人捕食鲸肉的文字记载。二战后面对饥荒的威胁，日本捕鲸食鲸在1950-1960年代到达巅峰，日本人对鲸鱼蛋白的依赖度一度达到了70%。除了作为食物原料，鲸鱼的脂肪和皮也都具有商业价值，衍生出了提炼、加工等相关产业。

同时，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渔业资源的国家，捕鲸还具有人与鲸鱼“争夺”渔业资源的涵义。在日本人看来，蓝鳍金枪鱼、秋刀鱼和乌贼等都是鲸鱼的食物，禁止捕杀鲸鱼就会减少日本餐桌上其他种类生鱼片的供应。因此，日本人认为放开商业捕鲸会给日本渔业发展带来利好。

日本农相吉川贵盛表示，“鲸类的利用应从文化多样性角度受到尊重”，示意将就鲸食文化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吉川强调，鲸类资源“与其他水产资源一样，应基于科学依据持续性地加以利用”。

非退不可？

日本于1951年加入IWC，曾一直以商业目的实施捕鲸。但是由于欧美的环保意识提高，IWC于1982年决定暂时停止商业捕鲸，1986年正式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日本从1988年4月起中止了商业捕鲸活动。

转折点出现在今年9月在巴西召开的IWC大会上。日本提议部分重启商业捕鲸以及放宽在IWC可获通过的条件，但在投票中被否决。对此，官房长官菅义伟称：“显然，日本与IWC在不同立场无法共存，因而有了此次决断”。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捕鲸产业已被逼入绝境，即使是IWC监管之外的小型捕鲸，日本也只有6名从业者使用5艘船在开展捕鲸活动。不重启商业捕鲸的话，捕鲸产业难有未来。

“科研”捕鲸

退出IWC意味着日本无法再继续科研捕鲸项目，但实际上，“科研捕鲸”一直以来也只是对商业捕鲸行为的遮掩。自商业捕鲸被禁止以来，日本便以“科研捕鲸”为名，持续在南极海域及西北太平洋捕鲸。2009年，日本的“科研捕鲸”项目导致数百头鲸被捕杀。真正的科研捕鲸并不需要杀死鲸鱼以达研究目的，可以从鲸脱落的皮肤、鲸脂和粪便采集样本，科学家们甚至可以在鲸通过气孔喷气时采集样本，做病原体检测。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一份报告称，“科研捕鲸许可”是一个巨大的漏洞，所谓的“科研捕鲸”和科学毫不相干。报告称，申请国只需要自行核准科研捕鲸许可是否通过。换言之，日本批准本国的科研捕鲸许可，而不需要任何外部审查，也不需要做出解释。

捕鲸国家

除了日本，世界上公开允许捕鲸的国家还包括挪威和冰岛。实际上，仍留在IWC内部的挪威才是真正的全球头号“捕鲸杀手”。挪威直至1993年一直在遵守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捕鲸禁令。但通过利用《捕鲸规范国际公约》中的一个漏洞，挪威不再遵守1982年的商业捕鲸禁令，恢复捕杀小须鲸。

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挪威自1993年以来的捕鲸量高达1.2万，每年捕杀的鲸鱼数量超过了日本和冰岛捕鲸量的总和。挪威设置自己的捕鲸配额，规定挪威捕鲸者为了商业理由可以捕杀鲸的数量。这个配额数量不断飙升，从2002年允许捕杀671头小须鲸到现在的超过1200头。被捕杀的鲸鱼被制成鲸鱼制品，出口到日本、冰岛及法罗群岛。

外交代价

日本退群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环境部长普莱斯表明立场称：“继续坚决反对捕鲸”，对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表示“遗憾”。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在声明中批评称：捕鲸“是落后于时代的不必要的习惯”。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加强与拥有共同立场的各国合作，扩大支持”。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水产厅称，加拿大和希腊等合计20个国家曾先后退出IWC，其中，加拿大退出是为了确保爱斯基摩人等原住民继续捕鲸。现有89个成员国中，与日本对立的反捕鲸国有48个，还有41国允许捕鲸。退出IWC并不会导致日本在世界上就这一问题陷入完全的孤立，但还是有可能影响日本外交。

日经新闻称，虽然对日本来说，或许存在不得不退出IWC的理由，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际社会理解仍是未知数。日本政府贸易负责人担心，“今后在各种国际谈判中日本遭遇的阻力或将增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反捕鲸国，原本属于在国际会议上与日本保持协调的国家。对于提倡多边主义的日本来说，退出国际框架可能招致外交形象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