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综合报道】日本政府2018年年底决定退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及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将于今年6月底正式退出，商业捕鲸可最早于7月重启。美国《纽约时报》12月31日在电子版刊发题为《日本应停止虐杀鲸鱼》的社评，国际社会上的谴责之声正在加强。在《日本经济新闻》看来，日本在捕捞鲸鱼道路上的“迷走”或将继续。即使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捕鲸产业也无法迎来光明的未来。

《日经新闻》2月2日文章称，以保护鲸鱼资源和捕鲸产业有序发展为目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8年成立。日本1951年加入。大型水产企业成为推动力，捕获量增加，在顶峰时的1960年代，日本全年供应逾20万吨鲸肉。在牛肉等蛋白质来源不足的时代，鲸肉得到重视。但是时代发生了改变。在越南战争期间，随着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反捕鲸运动开始兴起。同时，属于欧美捕鲸动机的鲸油由石油替代。鲸鱼这一资源的需求减少，变为保护的对象。在国际捕鲸委员会决定暂停商业捕鲸的1982年的大会上，成员国数量与上次1979年大会时相比大幅增加。当时，主导反捕鲸的塞舌尔(1995年退出)和美国拉拢了反捕鲸国。

文章称，对于商业捕鲸的停止，日本迅速采取了申请再议的措施。如果对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搁置接受，就可以不遵守。这就是作为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的挪威和冰岛仍继续光明正大地展开商业捕鲸的原因。但美国施压称，“如不停止捕鲸，将禁止日本在美国水域捕捞明太鱼等”，日本未能抗住这种压力，于1986年撤回异议申诉，1988年中断了商业捕鲸。这是日本最初的曲折。

1982年确定的暂停捕鲸归根到底是商业捕鲸的临时性停止措施，规定到1990年评估停止措施给鲸鱼资源带来哪些变化，“设定零以外的捕获额度”。于是，1990年出现重启捕捞的机会。但是，日本仍未能改变反捕鲸国的推迟重启战略。

反捕鲸国势力逐年增强，开始占到成员国的近半数。到2010年，在美国等主导下敲定的“作为在南极海减少调查捕鲸的交换、在最少10年里有限解禁(沿岸)捕鲸”这一妥协方案也因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对而搁浅。

文章认为，国际捕鲸委员会日趋彰显出作为鲸鱼保护团体的色彩。在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之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的谈话中包含了强烈的谴责，称“(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写明的捕鲸产业有序发展这一目的基本被弃之不顾，甚至不存在对鲸类的不同意见和立场共存的可能性”。

舆论普遍认为，如果日本无论如何都希望重启商业捕鲸，本应利用国际捕鲸委员会完全改变之前的良机。但正因为日本没有抓住那个机会，才导致留下污点的结果，例如被国际法院认定南极海的捕鲸很难称得上以调查为目的。日本在2018年的大会上呼吁恢复国际捕鲸委员会本来的功能，提出修改裁决方法等，但理所当然地遭到否决，陷入绝境的日本决定打“退出”牌。

《日经新闻》文章认为，即使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捕鲸产业也无法迎来光明的未来。日本签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5条针对捕鲸作出规定，称“应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致力于这种动物的养护、管理和研究”。在现状下，即使退出，如果不与国际捕鲸委员会合作，捕鲸也难以进行。非成员国加拿大作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观察员参加、继续推进捕鲸也是这个原因。同时，加拿大的捕鲸是作为“土著民族生存捕鲸”而获得认可的框架，仅为每年捕获数头。

虽然专属经济区(EEZ)的主权色彩很明显，但如果日本重启商业捕鲸，反捕鲸国起诉日本违反《海洋法公约》的可能性也难以否定。此外，在资源量多的南极海捕鲸将违反《南极条约》。此前日本能实施调查捕鲸，是因为作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缔约国被免于适用《南极条约》的限制条款。

文章表示，国际社会谴责加强的影响也难以估量。在水产领域，海外渔业权益的确保、日本呼吁的鳗鱼、秋刀鱼和鲭鱼等的资源保护或将受到影响。对于日本产食品，还存在欧美等环境保护团体呼吁采取抵制运动的风险。如果扩大视野，2019年日本担任主席国、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捕鲸能否确实作为“商业”持续独立发展也存在疑问。作为专属经济区内的商业捕鲸的从事者，日本政府将动用以此前进行调查捕鲸的“日新丸”为母船的船队。这是因为水产厅自身也认为，马上新加入捕鲸的企业不多。

文章还称，日本最近10年的鲸肉消费量包括面向宠物食品等在内，仅为每年2000-5000吨左右。还不到随着健康意识提高而受到欢迎的马肉(逾1万吨)的一半。虽说少子老龄化加剧，但鸡肉、猪肉和牛肉的需求加起来仍接近500万吨。在食品变得丰富的现代日本，“鲸鱼是重要粮食资源”的这一逻辑也开始缺乏说服力。

文章最后指出，如今大型水产企业都是全球性企业，参与捕鲸导致的风险过于巨大。在过去30年，时代明显改变。但日本有关捕鲸的政策却在不断“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