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盛世后日本始终挣扎于通缩的边缘，在传统货币刺激再无空间后，QE政策应运而生，然而刚刚爬出衰退漩涡的日本，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再度面临困境。2013年3月，为更早实现CPI同比增速2%的价格稳定目标，日本央行决定实施量化质化宽松政策（QQE），除将货币市场主要操作工具由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转变为基础货币外，还加大了资产购买力度。QQE政策推出后，日本通缩状况的确有所缓解，但这一切却因消费税的征收戛然而止，通胀波动中枢不断下行中逐步远离了2%的政策目标。于是，日本央行初心不改，相继加码量化宽松的程度，在宽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可购买资产余额的萎缩令其宽松政策面临愈来愈严峻的现实制约。

尽管日本央行在QQE实施三年后发布了综合评估报告，对QQE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然而我们认为其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无风险利率的走低和信用利差的收窄的确在QQE后得以实现，但是需求并未因利率的变动而出现明显的改善，无论是企业的投资意愿还是居民的消费意愿均是如此，由此导致商业银行资产中信贷类资产占比的持续回落，其从一个侧面说明外生刺激性需求而非内生性需求依旧是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也并未扭转商业银行将资金回流央行的既有行为。

依据经济学经典理论，利率高低决定企业借贷成本水平，故而当利率下降时，企业投资意愿应有所提振。但日本实际利率的下行并未带来投资的增加，我们认为这应该与企业经营目的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有关。日本企业杠杆率水平始终位于较高水平，故而其更愿意用盈利修复资产负债表；当绝大多数企业都以“负债最小化”作为经营目标之时，量化宽松便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以史为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利率负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制造业、地产投资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亦并非时刻成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波动也并不敏感，故而至少很难得出实际利率下调后，企业投资增速必然提高的结论。因此，持续加力货币宽松以压低实际利率，进而推动投资增长，其逻辑并不严谨；相较于此，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对于企业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益处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避免债务通缩是有确定性效果的。

风险提示：全球贸易争端负面冲击和国内经济下行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