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胡俊凯（发自东京）

《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发自北京）

2018年5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一项测算，民众的心理底线再遭重击。根据测算，到204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将从2018年的121.3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6元人民币）增长到188.2万亿~190万亿日元；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从2018年度的21.5%，增加到2040年度的23.8%~24%。社保入不敷出、民众对社保信心下降，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不得不面对的危机。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日本经济社会就长期受少子老龄化困扰，社会保障面临收支失衡窘境，原有社保体系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变，“危机”之声不绝于耳。

日本于1961年实现“全民保险、全民养老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1973年大幅改善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付水准。在当时良好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基础上，日本形成了男性劳动力终身雇佣制、妻子为专业主妇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以及“在职人员享受就业（收入）、退休者享受社会保险”的生活保障模式，即“1970年代模式”。

但1990年以后，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社会保障基础的日本社会经济构造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核子家庭（一对夫妇带孩子）和高龄化家庭增加，双职工家庭增加，来自家族亲友的帮扶减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地方人口减少导致地方对社会保障的支持机能降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正规就业、终身雇佣的生活保障模式，已不能适应在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低迷下出现的非正式就业大量增加的新形势——这些非正式就业者都处于企业保护伞之外。

在“1970年代模式”中，社会保障以养老金、医疗（后又增加了护理）为核心。而在新国情、新形势下，雇佣问题、育儿支援、低收入阶层、贫富差距、居住问题，以及医疗、护理内容的变化等，均成为社会保障必须关注的内容。

当1990年“1.57冲击”（当年公布的1989年日本出生率为1.57‰，为战后日本最低）到来时，日本社会缺乏预见和心理准备，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对策，没有确保必要的财源来支撑社会保障，致使社保陷入今天之困境。

归纳起来，当前困扰日本社保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源不足、开支过大、供养压力逐年加大及缓急轻重不均。

一是社会保障财源不足。除了劳动人口本身在减少，日本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赖以为支柱的正式雇佣、终身雇佣正发生倾斜，大量劳动人口处于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状态，缴纳社保金的人口基数在减少。同时，许多人对社保体系越来越缺乏信心，特别是年轻群体，他们认为反正退休时日还远，而且到时候也拿不了多少钱，因此不入社保的比例在增加。

二是社保开支过大。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从开始时的以养老和医疗为主，发展到养老、医疗、失业、护理、育儿等全领域，社保支出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逐年增高。1970年，社保支出占国民收入总额的5.77%。到2017年，这一比例达到29.79%。

三是供养压力逐年加大。据厚生劳动省2017年版《厚生劳动白皮书》，1个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对应的20~64岁的供养者人数，1980年为7.4人，1990年为5.8人，2000年为3.9人，2015年为2.3人，2030年预计为1.9人。与此同时，全部家庭平均总收入长期呈下降趋势。近20年间，家庭总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低收入家庭占比大为增加。其中，低收入高龄者家庭占比由2000年的13.7%急剧增加到2016年的26.6%。

四是缓急轻重不均现象突出。比如少子化是社会诸多问题的肇因，生育、养育、教育问题突出，但“待机儿童”（待在家里等候保育所空位的1~6岁儿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妇女重返工作岗位和人们的生育意愿，更加促使人口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当前，日本应对社保危机的主要思路，包括继续提高消费税，由现在的8%提高到10%；扩大征缴人群和范围，推迟养老金支付年龄；提高社会保险缴纳金的个人承担部分，等等。

其中提高消费税是最为重要的手段。据估算，消费税率提高两个百分点后，将可新增5万亿日元的税收。这部分钱大体上一半将用于财政重建，另一半将按《消费税法》对消费税用途的规定用于社会保障四项经费（养老金、医疗、护理、少子化对策）上。然而，安倍政府已两次推迟执行增收消费税计划，接下来能否按最新拟定的时间表，即2019年10月执行，仍是未知数。

来源：2019年4月1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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