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日本大阪，电子显示屏正在播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新闻。新华社 图

有意思的是，日本媒体和大众除了关注具体的疫情进展和对策之外，还被政府在谈论相关议题时的用词所吸引。这其中最受争议的则是大约从3月下旬开始，被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首相安倍等官员频繁使用的包括 “クラスター”（意思是集体感染，来自英语的cluster）、“オーバーシュート”（爆发式感染，来自overshoot）和“ロックダウン”（封城，来自lockdown）在内的“外来语”。

当我们说日语时，我们在说些什么？

对于这些官方的“爆款”词汇，大多数的日本民众似乎并不买账。事实上，就连现任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也在自己的推特表示上述三个词分别可以用日语汉字的“集団感染”、“感染爆発”和“都市封鎖”来表达，为什么一定要用片假名？他这条三月底的推文到现在已经被超过30万的用户转发或点赞。

对许多日语学习者来说，日语中三种并行的书写体系：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许是最大的困扰之一。从原则上讲，汉字用来表示从中国引进的词汇，平假名多书写诞生于日本本土的概念，而片假名专门用来记录起源于西洋的单词。但在实际中，不仅这三种书写体系的“所指”来源远没有语法书上说得清晰可辨，连看似是中性的“能指”本身也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意涵存在。比如本文聚焦的疫情术语，虽然汉字和片假名所指涉的对象基本上相同，但不同的写法则会发挥截然不同的语言效果，并产生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社会效应。

学者鸟贺阳弘道认为，政府在疫情中对外来语的青睐可能是出于降低民众恐慌的目的。他表示使用新词其实是日本政府在应对灾难时的一个常用手段。比如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后，政府就发明了“计划停电”这个此前不为人熟知的术语。它被用来强调震后的停电是由政府统一安排的而不是因为无法控制的事故所导致的。同理，如果用民众熟悉的汉字更为直接地表示类似“爆发式感染”等情况，可能因为没有文字上的“缓冲”而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新词模棱两可的属性也会让民众产生不信感从而导致新的不安。

而心理医师冈村美奈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政府的“新词话术”。她认为政府此举可能意在达到一种“吡硫鎓锌效应”。所谓吡硫鎓锌效应（日语里的“ジンクピリチオン効果”，顺带说一句：热衷于发明各种“效应”也是日语话术中常见的一种）来自于花王公司曾经推出的一款洗涤剂广告。在广告中，公司反复强调了“吡硫鎓锌”这个大多数消费者不明所以的抗菌成分。但观众的这种“无知”却反而促进了产品的销量。因为大家在似懂非懂间就把这个成分自动默认为大有益处。回到疫情来说，这些一知半解的英语直译外来词一方面在无意识间进入了民众的思维之中。而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背后的意味，从而使得它们再次具备广泛的理解度。这额外的一来一往也能让民众更加意识到疫情的紧迫并主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国境以内，国语以外

刻板印象中保守的日本其实可能是最擅长吸收外国文化的国家。众所周知，在片假名和片假名于平安时代发明之前，社会上层的日本人基本就是用汉字这一外来符号来进行交流的。而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对于外来文化吸收的主要对象转移成了欧美，日语中的外来词主体自然也从汉语变成了英语、法语或德语。而如果我们再进行细分，还能发现日本对于欧美词汇和概念的学习其实还有以汉字为中介和用假名直接对照的两种方式。对于前者，以“科学”“社会”“民主”为代表的“和造汉字”甚至反向输入回中国，而后者则在事实上成为了现代日本社会中“外来语”的唯一代表。

自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种情况，尤其是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片假名形式出现的英语新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了日语中。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统计方式，但总体来说在今天的日语里外来语约占到了总体词汇的10%。在文部科学省历年对国语进行的调查当中，平均约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人觉得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太多的外来语，而也有类似比例的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2013年，岐阜县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甚至向名古屋地方法院提交了对NHK的起诉书，理由是该电视台用了太多他无法理解的外来语从而给他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扰”。虽然最后他的诉求并没有被采纳，但这一举动却仍然成为了不小的社会话题。还是文部科学省在2018年所做的调查中，有七成多的受访者表示“有时”或“经常”因为不理解外来语而感到困惑。而在历年的外来语词汇抽样调查中，有不少不算生僻的外来词其不理解度也能超过一半。这一比例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而成正比。由此可见，确实有不少日本人虽然生活在自己的母国，但其实每天都被“外语”所环绕。而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在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和官方打交道的时候则更为明显。

且听官吟

日本民众对于“新冠新词”的抱怨其实只是他们对官员乱用外来语长期不满的一个最新表现。其实只要你随便登陆一个政府或者政党网站，可能一段文字都没读完就会发现一群外来语：我们对城市的vision是XXX，经济的performance需要XXX，要做到XXX来吸引更多inbound游客。这些外来语被大家认为是“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并不像在现代化早期引入的专门词汇那样不存在可以轻易对应的既存单词。相反的，这些官方机构完全是刻意地选择这些听起来“拗耳”的外来表达以强调自己的“言外之意”。

我们可能顺理成章地认为官员们使用这些外来语的意图在于让自己显得“高大上”。虽然这大概是事实，但它绝不是全部的事实。在战前，即使日本的识字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官方文件或官员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和民众的日常交流之间其实有着不小的隔阂。融入了大量古汉语词和陈旧语法表现的前者对一般人来说基本无法完全理解。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放送”虽说是许多日本人第一次听见天皇本人的声音，但真正听懂他在说什么的人则微乎其微。

这一情况在经历了民主改革的战后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于是，许多公共机构开始了系统性的语言改革，以试图更靠近民众。而外来语则因为它的流行性和新鲜感成为了不少官员眼中用来刷新自己陈腐形象的手段。可以说，外来语在一开始是出于和现在截然相反的目的而被官方使用的。只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本末倒置之后，它们逐渐成为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人”。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新的试图纠正这种气象的举动。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指导手册以帮助在第一线的政府雇员用更易懂的方式和民众交流。比如北海道富良野市的市政府就在网上公开了“片假名/官话纠正手册”。手册按照“国民认知度”和“60岁以上国民认知度”把200条左右的词汇/组各分成了四个等级。对于国民认知度低的词市政府都加注了更易懂的表达方式。

不过，这种自我纠正能否能跟上更新换代速度指数级增长的外来语是日本公共机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寻责冒险记

再回到开头说到的三个词：cluster，overshoot和lockdown。有不少评论家指出，前两个词虽然在其他的分野里存在类似的意义，但却鲜有英文媒体用它们来谈论这次的新冠疫情。换言之，这些看似来自英语的片假名词其实和サラリーマン（salary-man，在日本专指领月薪的白领。正确的说法大概是office worker）等一样是所谓的“和制英语”。只有最后的lockdown才在一定程度是全世界通用的。但吊诡的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强制封城又正是日本无法做到的。

二战后，考虑到战时过于强大的政府公权力所造成的危害，在占领联军主导下的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大幅度的限制。而这也成为了日本无法推出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这次疫情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安倍政府本次对紧急状态的宣布建立在刚修正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所提供的合法性之上。此法是在经历了甲型H1N1流感和禽流感等流行病的冲击后才于2012年通过的。而它最主要的内容在于确保医疗资源的供给并给予地方政府以一定的特殊权力。在紧急状态下，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不经所有者同意就使用相关土地进行临时医疗设施的修建以及优先收购医疗和食品等。但除此之外，政府只能“要求”（日语里的“要請”，不具有法律效力）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而包括去医院看病、购买食物甚至是到公司上班等行为都属于“对于维持生活来说必要的活动”。另外，对人群易于聚集的百货店和体育馆等公共场所，紧急状态下的地方政府可以做的首先是“要求”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场所停止营业。如果这些民间机构不遵守的话，政府下一步会提出更为严重的“指示”并把违反者的名字进行公布。但同样的，政府没有权力施加一步的制裁。

4月8日，安倍在回应《朝日新闻》提出的书面问题中表示“疫情应对的政治判断责任在我”，修正了先前他在记者发布会上颇受批判的“（疫情）不是我承担责任就能完事”的发言。可实际上，面对前述的制度限制，日本政府可以说还是采取了试图把责任扩散化的“群众路线”。比如，在4月7日发表紧状态后，中央政府和东京都就因为是否应该把美容店等商铺作为请求停止营业的对象而产生了争议。在两级政府掣肘的过程中，有许多理发店主动选择了关门大吉。一是因为民众像是解读了不明所以的“吡硫鎓锌”外来语一样，把政府间的争议自动理解为了不要去理发店的信号从而在事实上大幅消减了客源。另一方面，即使部分店铺还想继续开下去，社会特别是网络上的舆论压力也让它们不得不作出闭店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把某种语言中独特的表达或某国人突出的行为模式直接和本质主义式的“国民性”挂钩，更多考虑语言和行为背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或许才能让我们作出更有效的解读。正因为日本政府的权力限制才导致了部分民众在灾难时更为克己的表现。可同样，最近在日本媒体上也常能看见不听劝告且还无忧无虑地在市中心玩乐的人群。而面对后者，人们除了“无语”之外大概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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