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多年在执政党高层和中央政府中执掌权柄的核心人物，去世后在悼词中有可能被盖棺定论地誉为“政治家”。当然，这前面还要加一些修饰语，诸如“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伟大”等。而一般从政人员、即使是全国人大代表，就与“政治家”的称号终身无缘了。所以，中国人至今提起“政治家”来，还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在日本则不是这样。国会议员就通常被人敬称、别称、戏称为“政治家”。地方县议会、市议会的议员也会被人称为“地方政治家”。因为议员的职业就是从政，所以日本人把“政治家”更多地看作是一种职业政客，当然是一种高档的职业。提到“政治家”时，有的是对权力的崇拜，少的是对人格、思想的探求。 在辨明中日两国对“政治家”一词理解的差异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已经去世的日本副总裁大野伴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日本，“猴子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子，政治家在大选中落选就变成了普通的人。”

9月11日，日本第44届众议院大选结束。自民党获得历史性大胜，以夺取296个席位的斐然成绩傲居众议院第一政党的位置。与此同时，101名原国会议员在这次大选中落选。当人们把目光、鲜花、祝贺集中投向当选者的时候，《日本新华侨报》则把采访的角度定位在落选者身上，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生态，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民主政治型社会的社会运作”，了解他们转变为“普通的人”的窘迫过程。

 

一、令人酸楚的提问：“爸爸，今后你干什么工作？”

一位日本资深记者告诉《日本新华侨报》，当今的日本大选，看起来是一种各个政党对国会议员席位的竞争，实际上也是国会议员们“就职活动”的开始。以往，许多日本国会议员出身于“实业家”或者“资产家”。近年来，伴随着日本政治生态环境的嬗变，来自平民的“工薪职员议员”不断增加，他们就面临着“落选便成为失业者”的现状。

日本这次大选产生了101名新的众议院议员。原先占有这些席位的议员势必要重新寻找新的生活位置。在日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每年可以领到高达2400万日元的“议员岁费”，还可以领取不用支付税金1200万日元的“文书交通通信费”。此外，他们还拥有在东京都中心地带居住低廉房租的宿舍、免费乘坐新干线列车和都市公共汽车的优遇。现在，在落选的同时，这些“议员特权”也被剥夺，他们要从红地毯返回街头，当务之急是操练“生活防卫术”。

《日本新华侨报》的采访首取与小泉对立的“邮政民营化反对派”落选议员。年过花甲的小林兴起，原来是日本自民党内龟井派阀的得力干部。这次，作为前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的龟井静香站出来“造反”，小林兴起自然随之揭竿而起。他们在大选前匆匆忙忙组成“日本新党”，小林兴起出任该党代理代表。但是，在东京10区，小林兴起的票数比直接竞选对手、在女性选民中人气颇高的前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低了将近两倍，结果可谓惨败。屋漏偏逢天下雨，大选刚刚结束，他的两位“私设秘书”又因为涉嫌违反日本选举法被警方逮捕。遭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小林兴起毕竟是61岁的老人了，一下子卧倒在床。

曾经担任小林兴起政策秘书又是他弟弟的小林壮贵坦言：“我哥哥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冲击。目前正在家里休息。两位秘书被逮捕的事情，对我们的事务所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为常人所知的是，小林兴起刚刚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今年3月，他与东京都涩谷区一位女性区议会议员结婚，而且老来得子。现在，他们要如何生活呢？ 小林壮贵没有掩饰实情，他说：“哥哥担任自民党籍的议员期间，每年从自民党那里领取500万日元的活动费，这次选举期间他还获得了‘公认费’500万日元。现在，这些钱都花光了，我们家面临着经济危机。家里没有什么收入，和即将破产的公司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只好请求支援我们的人捐款，我们已经像一个拿着钵盂化缘要饭的人了。”

小林兴起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晚年的新婚生活，会是因为落选而在“要饭”中度过。

在日本还有一种说法，“政治家如果输了，就如同堕入地狱。”40岁的城内实在静冈7区败给了自民党的女性“刺客”候选人片山かつき。城内实的父亲曾任日本警察厅长官，他本人也做过职业外交官，地方上对他寄予热烈的期望。没有料到，当城内实落选后，那些原本对他热烈支持的市议会议员、县议会议员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他们当中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想和落选的人多说话。”

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城内实就把租赁的选举事务所腾理干净，第三天则和夫人一起在议员会馆收拾行李。他讲的一个故事令人心里泛起酸楚——

“选举期间，我把两个儿子寄存在岳父家。选举结束后，好久没见的5岁的小儿子对我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你输了啊。以后你干什么工作？’当时，我的脑袋一下子疼了起来。为了让我的家庭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不迷失方向，我要想办法确保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现在，我正在用全部精力处理个人选战失败的事情，至于今后是否再进行挑战？我需要和支持我的选民进行商量。”

在鸟取2区败选的川上义博，今年54岁。他原来是鸟取县议会一位议员的秘书，后来当选为县议会议员，继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是典型的“台阶型政治家”。从出任县议会议员开始，他就是和家族共同居住在一座两室一厅的房间中，而且这套房子还是所谓的“町营住宅”，说白了就是公家的房屋。当选为国会议员后，他虽然住进了东京的议员宿舍，但回到地方后仍然住在这两室一厅的房间中。川上义博也因此被称为“庶民派议员”。这次，返回到两室一厅的川上义博说：“当我决定投票反对邮政民营化方案时，曾想到这个举动会给我的妻子带来生活上的麻烦。今后，我准备撰写有关政策提言方面的书籍，为了不让庶民的声音从此消失，我要过一种更加节约的生活。”

日本町营住宅的房租是根据租赁人的收入来确定的。在此之前，川上义博每月交纳8万日元的房租。今后，他的房租可能要下降了。

 

二、败选的议员，导致200多名秘书走进失业群体

现在，位于日本政治中心永田町附近的议员会馆旗帜鲜明地分为“胜利组”和“失败组”。在一位当选的大臣的房间内，摆满了簇簇祝贺的鲜花，一派“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景象。落选的议员和他们的秘书们则必须在选举结束的4天之内腾清房间。

在议员会馆和议员宿舍前面，人们可以看见长长的搬家公司的车队。在临时设置的垃圾场所，可以看到扔掉的大量资料、高级书架、电视、咖啡杯、电脑等。这些东西虽然说还能够使用，但由于运费的高昂，还是扔了合算。

日本民主党在东京受到几乎是全军覆没的打击。39岁的手冢仁雄在东京5区内虽然获得11万张选票，最后还是失败了。落选的第二天，他叮嘱自己一定要爬起来，因为必须去议员会馆和宿舍为搬家作准备。他现在和东京的一般居民一样，正在为5天之内租到房屋而苦恼。

“要说租房子住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想找一所房租便宜的房屋、找一所礼金合适的房屋，就不容易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企业捐款，议员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给了事务所，从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现在想想，没有钱的日子真可怕。还好，有些后援的选民愿意资助我的生活。我现在不能把秘书都解雇了，也不能把事务所关闭了，因为那样今后我要想在选举中重新崛起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不能这样做，但真的是感到手头紧张啊！”这是手冢仁雄的心声。

在手冢仁雄事务所，有负责张贴宣传画和前往地方巡回讲演使用的4台车辆。现在，其中的两台车已经卖掉了。事务所的面积也缩小了一倍。

手冢仁雄苦笑着说：“卖车也收不回多少钱，但能够节省一些汽油费、停车场费等经费。秘书们也很理解我。今后，他们的工资也必须一点一点地降下来，大家说这都是能够忍受的。”

日本民主党籍的海江田万里议员，在旅日华人社会中知名度高居不下。他对中日友好的信念以及对“草根活动”的亲身践行，都赢得旅日华人的尊重。这次，他不幸落选了。

当记者走进议员会馆的海江田万里事务所里，看见这里进进出出的几个人正在忙着捆绑纸箱。今年56岁的海江田万里，已经有了12年的议员生涯。现在，他要把这12年积累下来的资料都装入60个大纸箱中，据说总重量大约有200公斤。这里有5位工作人员和两位志愿者紧张地忙碌着。

谈到日本选举的费用，海江田万里说：“在选举中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选举激战期间，我们这里是哗哗地往外花钱；选举失败后，我们这里是账单一张接着一张飞来。我的落选，就意味着我的收入要成为零。为了家族的生活，我只好去赚稿费和讲演费。当议员的时候，我很少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我要利用这次机会，把每天抽30支烟的毛病改掉。”

海江田万里的秘书则把话题拓展开来：“日本国会每位议员有3个公设秘书。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丧失了60多个席位，那就要有将近200名秘书失业。这其中还不包括私设秘书。”

当记者询问海江田万里是否准备竞选东京都知事时，他苦笑着回答说：“目前这个结局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比自民党的竞争选手与谢野馨少了48000多票。

显然，对于惨败的日本民主党来说，不仅许多落选的议员要成为失业者，还有更多的秘书要沦为失业群体。

 

三、落选议员的妻子，在坚韧与神经质之间徘徊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这句中国积淀着多少生活和情感艰辛的古谚，在日本落选议员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影子。

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有马晴海介绍说：“落选议员的妻子们，的确要过一段艰苦的生活。如果他们的丈夫准备在下次选举中继续挑战的话，这些妻子就要保持一个政治家妻子的身份，连到外面去找份工作都没有可能，她们只好咬紧牙关过日子。”

据说，有些落选议员的妻子现在以“秘书”的身份进入丈夫的事务所，负责一些诸如接电话、写明信片、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实际上是要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

还有些落选议员的妻子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存款，开始过起依赖存款的生活。也有的落选议员，这个时候想向银行贷款。不过，银行的“势利”是众所周知的，它要求借贷者必须是“资产家”。如果没有资产抵押或者担保，仅仅凭着一个“前众议院议员”的名片，在那里是拿不到贷款的。随着落选，有的前议员的妻子立即把丈夫的信用卡“没收”了，一位从事教育的前议员的妻子则真诚地表示：“我们的存款都在这次选举中花光了。从今以后我就不欠你的了。今后，我挣的钱就都归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她不愿意承认她现在能够挣到钱是凭她丈夫用过去手中的权力奠定的基础，更不愿意顾及丈夫今后的政治生涯，这也许是沦为“普通的人”的过程中一种“原形”的再现。

一位日本全国性报纸政治部的记者告诉《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有一位落选议员的妻子，脾气十分暴躁。她说只要想想明天的生活，自己就想立刻死去。为了选举，他们借下了数百万日元的债务，存款基本上都花光了。现在，妻子天天在家里埋怨丈夫，已经有点神经质了。”

这也难怪，在选举期间，妻子和参加竞选的丈夫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然后要陪伴着丈夫与选民见面，向选民们鞠躬、下跪、微笑、握手、寒暄、甚至抱起人家的孩子来照相，一旦事与愿违，心理承受能力势必受到考验。

正因为这样，有人说：“如果没有接受挫折的精神准备，最好不要做日本政治家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