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爆炒”中国，是近年来日本新闻媒体的亮点之一。正因为这样，也就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负责任”，而很少区别地加以对待，也很少进行研究。其实，日本目前在中国大陆有29名报社的驻派记者，有21名电视台的驻派记者，还有8名通讯社的驻派记者，总数为58人。如果说，这些记者都是在“爆炒”中国，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概括他们的工作，恐怕是不合适的。这里，我们不妨探秘一下日本在北京的几家新闻单位。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但可能扭转那种对日本新闻媒体“一刀切”式的认识。

一、记者站变迁

《每日新闻》是日本的3大报纸之一，文革前就派分社进驻北京。日方的常驻记者的数量始终是2人，另外还有几名中国雇员。日本雇员来中国工作是直接由公司决定的，并没有什么考试，例如职员大谷麻由美已经有8年的记者工作经验，而且学习过中文，所以被选派来华。

日本《东京新闻》的北京记者站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文革前就有了，但那时只有1名记者，现在北京分局一共3个记者。其中中国总局局长加藤直人已经是第2次担任常驻北京记者的工作了。他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法律系，1994年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学习中文。

由于海外分局的开支很大，日本的各大电视台近年来逐渐缩减了海外分局的数量，但是其对北京分局的重视度反而加强，记者数还比以前增加了1个人。朝日电视台驻京记者后藤华介绍说，在朝日电视台驻世界各国的记者站中，最忙的就是北京和纽约的分局，因为观众时这两个国家的关注度最高，这两个国家的新闻也比较多。

其实，日本驻京记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他们也都是在文革前就在北京设有分社。不过，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日本《产经新闻》社的分设在文革期间曾被驱除出中国大陆，《朝日新闻》社则和当时的中共高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屡次指示：“有些消息要先让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如今，《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也都在北京开办了分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二、外出采访

“我个人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是文化和社会的内容，特别是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感兴趣。”面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局面，朝日电视台驻京记者后藤华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尽量减少误会和偏见。“要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偏见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媒体的责任很重大。”

“我想多做一些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报道，让日本的老百姓看看，‘啊，原来中国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报道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公司觉得这样的报道不吸引眼球。

在中国做的最有趣的报道是前段时间去四川卧龙采访大熊猫，“太可爱了，我亲手摸了大熊猫!”

但是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去年有一次去北京的一所中学报道关于中国历史教育的报道，在学校里听见孩子们对于日本的印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在当时让她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报道，如果直接报道，只会更多地增加误会。

她说：“还有报道中国民众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时候，采访时我不敢说日语，完全用中文。尽管我知道历史问题，还有一些中日之间的误会是很难解决的，但毕竟日本是我生长的故乡，看见那种场面我还是挺难过的。”

平时在办公室日本记者很少讨论关于政治的问题，尽管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感情都很好，但是都尽量回避谈论政治问题。

三、日常工作

在中国采访，最让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谷麻由美觉得有意思的是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和日本的不同之处，在观察这些不同之处的时候体会中国和日本的异同。

大谷麻由美觉得，现在中国的媒体和过去相比变化很大，有不少报道相当有意思。

目前日本《东京新闻》中国分社记者加藤直人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记者站里的日常工作。他每天早晨10点上班，首先阅读30种世界各国的报刊，然后协调其他2位记者发稿。每星期和中国朋友一起吃中饭、聊天两三次。每天晚上必须收看新闻联播，然后和日本的记者同行去酒吧喝酒、交换彼此的观点。他说，在北京要比在日本总社工作时轻松多了。

虽然没有固定的发稿要求，但是他坚持北京记者站每天都发2篇稿，另外也写一些其他的日本国内报刊的约稿。

他们的新闻来源主要是中国的报纸和各部门的发布会。有时候也从和中国朋友的聊天中得知一些消息，但是必须经过反复核实才能写成报道。

后藤华告诉记者，在北京工作比在日本轻松很多，不忙的时候每天早晨9点到11点之间上班，下午如果没有采访六七点可以下班，周末可以休息一天。

公司方面没有特定的发稿要求，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多写报道。不过由于电视摄像费用较高，所以大都首先经过公司的批准再做报道，采访了最后公司却不用的时候也是有的。同事们在工作上的竞争非常激烈，任何人要是得到了独家消息都会严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