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作为大藏省的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对自民党的政治决策言听计从。但速水优在其任内改变了这一点。

　　从1998年至2003年速水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他促成通过的新《银行法》给予了日本银行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日本银行的唯一使命就是确保通货价值及其稳定，因而中央银行从利率政策到公开市场操作等所有政策，均由总裁、两名副总裁和6 名审议委员构成的政策委员会定夺。这使财务省（原大藏省）失去了对日本银行进行业务干预的权力，以及对日本银行正副总裁的解任权。

　　由于长期供职金融业，1998年上任的速水熟知日本金融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后的1997年下半年，严重的金融机构问题开始显现，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的垮台形成的储户和投资者不安情绪正在蔓延，虽然日本银行在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政府也采取各种对策，使混乱较快地被平息，但是，动乱的金融体系造成各金融机构加强对贷款持审慎态度企业固定投资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速水优成为日本央行总裁。

　　近日，速水优与现任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一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速水优：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21世纪》：非常高兴能采访二位，速水先生，作为日本银行的原总裁，你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你对任内的自我评价如何？

　　速水优：今天能够请你们到这里来我们非常高兴。刚好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先生也在这里，他对经济非常熟悉，也熟悉我们理事会重大的决定，详细的情况待会请他来谈。

　　首先我就先简单扼要介绍一下自己。那是1947年到1981年，我在银行工作了34年，然后又到商社去工作。从1998年开始担任日本银行总裁，那个时候恰逢银根紧缩，到2003年我就不再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了。

　　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相对于2000年提高大概有2.5个百分点，经济开始复苏了，1988、1989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土地、楼宇、证券泡沫。2003年以后是解决金融业等很多历史积弊后，实现了一个健康的增长。

　　一个强势的日元和一个强势的经济时期，刚好是1998年到2003年我当总裁的时候出现。日本的金融法律在1942年以后一直没有变过，在我任期的时候就把这个法律改变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被国会议员召去，回答议员们的各种提问，一年被国会召去了80次。

　　《21世纪》：你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的主要支持来自哪里？

　　速水优：我当总裁时候的首相是桥本龙太郎，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首相，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在小泉时代，内阁里边成立了一个经济咨询会，这个会议每个月开两次，首相也出席，有关经济部门的大臣和部长都出席，有民间人士4个，其中两个是教授，他们都出席这个经济咨询会，一共12个人。我作为日本银行的总裁当然也出席，经常在会议上研究出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现在这个咨询会要继续下去。

　　《21世纪》：中国读者知道你投掷的“速水手榴弹”。如果现在让你评价当时的改革，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一段历史呢？

　　速水优：回顾起当时的情况，在日本还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日本从来都是通货膨胀，而从来没有出现过通货紧缩，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样容易的。从1990年开始，股票和地产都是上涨的，但突然一下子又都下来了。

　　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大家都抛出股票变成现金，放到银行来存起来，银行用这个钱去帮助企业。但当时企业的破产不断的出现，借出去的钱是有去无回。结算的时候全是赤字。以至于人们进一步觉得存款放在银行里都很危险了，都不存款了。我上任后的最大目标是如何保证银行不破产。我觉得当时采取的办法，一个是增加货币的供给量，另一个是降低存款的利息，一直到利息为零。

　　我们还采取了银行合并的方式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一般的发达国家最大银行是三家到四家，而日本大的银行太多了，所以就要把它们合并。日本中央银行收购各个银行的股权、股票，就像银行也掌握了很多的企业股票一样。日本银行把这些股票买过来，也就是政府把这些股票买过来。这让银行感到如释重负。我花了5年的时间通过上述的手段，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我在任期间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大的银行的合并。

　　《21世纪》：你显然是促成日本央行独立性大大加强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你如何评价在你任内通过的日本《银行法》修订？

　　速水优：这是一份有关日本银行的新资料。日本的《银行法》主要是突出两点：一个是它的独立性；一个是它的透明度。一定要有更大的透明度，能够通俗易懂的，这非常重要。不管怎么样在我在任的期间，我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不管怎么样，我把通货紧缩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做这样的事情要花很多时间来完成的。

　　堀井昭成：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一模一样

　　《21世纪》：你觉得日本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金融业问题的症结何在？

　　堀井昭成： 1960、1970年代日本的官僚政府部门，对资金的走向起着一个导演的作用，他们来规划金融的各种事情。30多年前我进入日本银行的时候，当时是政治家就可决定银行贷款还是不贷款，或者怎么贷款，金融问题都是由政治家来主导的。但是政治家参与的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不良贷款。

　　1980年代这种导演和监督的职能逐渐衰退了，现在政治家已经不能够介入金融了，他们从导演、监督的角色变成了一个评判员。政府只是制定规则，然后用规则来评判。我觉得日本这个转变现在还不充分、不完整。

　　《21世纪》：这个跟中国也是比较接近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一个政企分开的问题。但是很多地方政府还是想让钱用到自己的辖区。你们怎么解决政企分开，有怎么样的一个制度安排？

　　堀井昭成：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两个：第一，对发生各种金融方面的丑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制裁这些人；第二，要靠社会舆论、新闻界。用这两个手段来阻止政治家。速水先生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是1998年3月20日，在他就任总裁的前两个礼拜左右，日本银行的一位科长（相当于我们的处长）被逮捕了。当时的总裁和副总裁为了这件事全部引咎辞职。当然当时的总裁和副总裁并没有和这个科长的实际行为有什么瓜葛，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同时，也把大藏省的官员抓起来了。一方面用严厉的制裁，一方面是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创造了这样一个气氛，就使我们形成一个新的规则。

　　2006年12月一个月，日本各个县的知事，相当于一个省的省长一共抓了3个，都是因为介入了当地建筑公司招投标的问题。原来检察部门对这些领导人都是比较宽容的，现在开始严厉的制裁这些人。

　　《21世纪》：日本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还是依据法律的改进所致？

　　堀井昭成：不能说过去没有法律，过去也有法律。主要是现在适用这个法律的体系更严格了。我们从最最肮脏的事情开始清理，一直到后来形成有点肮脏的也要处理。就是几十年来的老账一起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应该说社会的舆论也越来越严厉了。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干预是很巧妙的，它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

　　《21世纪》：我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也比较了解中国，日本已经从泡沫经济中得到教训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怎么样防止形成泡沫经济问题的出现呢？

　　堀井昭成：中国国家太大了，你们出现问题的规模也是大的。泡沫经济出现以后，如何评价泡沫部分，中国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做这件事情。对每一个楼房、地产的评估，有评估师，但是不同的人评估出来的价格不一样。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会计师，但是有些人做出来的账都言过其实。

　　比如说，我们一直由法院最后裁定拍卖，这个拍卖实际上是拍不起来的。我们针对泡沫经济，也就是针对每个问题，无论是用大的法律、小的规则，我们积累了一整套系统的做法，来处理这些事情。如在银行里面，我们就对每一件不良债券的评估工作做得非常细，判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怎么评估。房地产的土地是很简单的，但是一栋楼的买卖却很复杂。比如说折旧是多少，都要算出来。日本从美国引进证券化的制度，我们用租金折算的做法来评估就很容易解决了。有准确的价格评价，很快我们就把泡沫部分销掉了。

　　我觉得，现在中国正在建立各种制度，要彻底解决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中国关于企业的《破产法》刚刚通过了，但仅仅制定一个《破产法》是不行的，要有一个配套的程序，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利用证券化的办法处理不良资产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具体的制度中国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