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至11月7日，我随“中国基层青年工作者访问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8天的访问，我所在的地域振兴分团一行25人先后访问了东京、大阪、广岛、京都四个城市。在这短短的28天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景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新鲜，但是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巨大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冲击，真正令我们所思所想的是财富之外的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敬业、自律、讲究礼貌和社会公德，并由此给社会创造出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日本人的敬业意识

　　从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开始，团员每天就会收到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几点到几点干什么，行程安排几乎能精确到分。在日本期间常陪伴我们的是日本青少年财团能力开发协会的常务理事松尾笃、事务次长堀添英人和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协调员铃木三惠子、植田臻。作为组织整个活动的“灵魂”，松尾在我们访日期间一直“身兼两份工作”：能力开发协会每天的工作和安排、陪伴我们的工作，他常常在一天活动结束、送我们回饭店后继续去上班，或者在早上来饭店接我们时已经开完了能力开发协会的早会。堀添英人是个24岁的小伙子，被团里的所有成员呢称为“小弟弟”，但这位小弟弟却常让团员刮目相看。有一次，在参观完国会议事堂后中午用餐，不知是何原因，那天的盒饭少了一份，已经在一个饭盒前坐下的堀添发现后，立刻表示他肚子不饿，可以不吃。记者事后曾问植田臻，他为什么不向工作人员提出来（安排我们午餐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要求再增加一份？植田臻说，从堀添来说，也许根本不想因为此事给任何人添麻烦，更不想因此而影响大家的下一项安排。铃木是个个子不高的女士，在陪伴我们时，大家发现她几乎一直在奔跑，谁有一个问题要问她，只要叫一声“铃木”，她就会立刻跑过来听你讲话；无论是我们在乘坐地铁还是在参观旅游，铃木的眼神总是在警觉地张望，惟恐落下了谁；车一停靠站台，她第一个跑下车，站在那里挥舞手臂，让大家跟她走。植田臻是从上海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她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翻译水平以及绝不亚于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也使我们深为感动。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是完全体现在他们对工作的精细安排之中的。在日本28天，“迟到”两字从我们的生活辞典中完全删去，我们每天按照日程表上安排的时间进行活动。更精确的是，每天活动结束的时间也能如日程表所示。临回国时，国际协力事业团给我们开总结会，请团员谈访日感想，这种最不容易把握时间的会议由于日方事先确定好了发言人数、发言时间、发言主题，使大家一扫平时开总结会时的拉拉杂杂，会议在原定的中午12点时准时结束。

　　日本人的服务意识
　　在日本，在任何场合是不用担心“露怯”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有详细说明。在坐新干线的列车时，每个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车厢和周围几节车厢的设施，注明厕所、垃圾箱、电话的位置，这些设施都用图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图案，在燃烧的烟头上打上斜杠的图案，在说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别说明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厕所。

　　日本的地图也十分周到体贴。走过一两条街，在街口就会有一张指示周围区域的地图，地图的设置不是上北下南之类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冲着地图，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边、左手边是什么，有人戏称，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图。

　　日本的饮食可能不一定对中国人的胃口，但进日本餐馆点菜却绝对没任何担忧。每个饭馆门口都有一个橱窗，里面是用蜡做的完全逼真的食物，展示出来的食物内容、形状、数量和实际端出来的完全一样。橱窗里没有陈列的，还可以看餐馆内的拍成照片的菜谱，要花多少钱、是什么菜品，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刚到日本上街购物，面对满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孰优孰劣，同行的“日本通”告诉记者，日本没有假货，你只管放心购买就行。28天下来，发现这位“日本通”所言不差。从外表看两条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一条标价2000日元，一条标价20万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万的则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标价，消费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档次。

　　仅仅用不卖假冒伪劣产品来评价日本，恐怕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几乎已深入到骨髓里。记者的民宿活动是在中川常一郎先生家度过的（民宿即到日本人家中吃住，体验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中川先生在大阪府的和歌山县买了一幢2层别墅，一进房门，只见木地板、墙壁、厨房、卫生间都平整、光亮如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刚买的房子。但中川先生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在此已住了11年在日本，房地产商销售的都是装修好了的房子，中川先生入住时只需买一盏灯。据中川先生介绍，他还没听说过谁家房子在住了一两年后出现木门、木地板变形、墙皮开裂之类的“事故”，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商在10年内会给予免费维修。
　　在日本，最舒适的是上厕所。无论是在饭店、商场，还是地铁车站或街边小饭馆，进到任何一家厕所，墙壁、地砖、卫生洁具等都锃亮洁净。在日期间，没有见到一个水龙头跑冒滴漏，也没有马桶漏水或厕所门插销坏了之类的“别扭”之事，而且所到之处，厕所均无异味。日本劳动力奇贵，公共场所的厕所很少见到有人站立一旁随时清洁，记者曾好奇地询问一位日本工作人员：厕所为什么没有异味？她回答说：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洁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洁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将污物冲洗干净，三是下水道设计得非常科学，不返味。

　　铃木三惠子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她说，如果美国人首先发明了电梯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满足于电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会改造它，让电梯在停靠时，与楼层完全处在同一平面上。

日本人的自律意识

　　日本是地铁极为发达的国家，在东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从地面上任何一栋高楼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铁车站。去往较远的城市时，还有高速的新干线。但无论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还是在新干线的火车上，都见不到一点垃圾。在车站站台，会经常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饮料空罐、废报纸等各种垃圾下车，并将这些垃圾分好类后投进垃圾箱。记者曾在地铁车上看到一位父亲拿出纸巾给感冒的女儿擦鼻涕，擦完之后，坦然地将那沾满鼻涕的纸巾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

　　排队是日本的一景。乘车排队、在公园里游乐排队、去餐馆吃饭排队、上厕所也排队。记者在大阪住宿的格兰维亚大饭店地处市中心，在地下购物和乘车的人十分繁多，饭店一楼的厕所也就常常排着长队（在日本，宾馆、饭店、写字楼等厕所都免费向社会开放）。到此“方便”的过路人只要看见厕所大门外有一人等候，就会跟随在后面排队，从里面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那安静和耐心的样子很难看出来是急着上厕所的。在日本乘滚梯也排队。所有站在滚梯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靠左边站立，留出右边的通道给那些在滚梯上还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个有趣的景象是许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没有拉链的。手机、钱包、照相机等一览无余地放在敞着口的包里。女孩们就拎着这样的包挤地铁、逛街。与此相同的另一个景象是，在东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鳞次栉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摆到了大门外，既没有工作人员看守，也没有防盗磁、防盗门之类的仪器把守，但据说失窃率并不高。

日本人的未来意识

　　在日本，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老一辈的人批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到底什么是理想？在大阪接待我们的大阪府青少年活动财团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不能说每一个日本青年都没有理想，但是大多数青年人没有具体的生活目标。很多年轻人坐在老一辈的成果上，没有考虑自己将来如何去奋斗。这位负责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也比较自私，他们只考虑自己将来会怎样，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而不考虑将来的社会会怎样，世界会怎样，像现在日本的政治选举，青年人很少会去投票。

　　确实，现在日本青年的开放和现代感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在东京街头，找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远要比找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困难得多。不论男女，几乎个个都染着黄头发。在街头，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些鼻孔、嘴唇上穿着环子的年轻人招摇过市。穿着鞋跟高达15厘米的长筒靴的女孩更是街头一景。穿着这种鞋子，走路几乎摇摇欲坠，连迈个大步都困难。在东京的原宿，那些脸上涂得乱七八糟、打扮得非人类的年轻人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日本青年的开放和现代不仅表现在外表上，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也越来越远离日本的传统观念。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青年完全活在自我之中。日本有一支名叫青年海外协力队的队伍，日本政府定期在全国招募各行各业具有一技之长、志愿到海外艰苦、贫困地区从事无偿技术援助工作的青年，这些青年不拿工资，政府不给推荐工作，援助工作一般任期两年。截止到1999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派遣了369名海外协力队员，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记者在日本遇到了曾到中国从事这项事业的坂本毅先生。1991年，他到中国内蒙古的东胜煤矿的一所学校无偿教授日语，从条件优越的日本来到这个冬天滴水成冰、上厕所要去户外公厕、不能天天洗澡、每天都吃土豆羊肉的地方，坂本毅先生有着很大的不习惯，但是两年任期满后，坂本毅先生却选择了再延长一年，好把他已交了高一、高二的学生再教到高三毕业。他说，在中国的三年，使他明白了有钱并不等于幸福，他从东胜人邻里之间富有人情味的相处，东胜人的乐观快乐感受到了最淳朴的幸福感。一个人，要抛弃优越的生活，去吃苦无偿地为他人做事，这是需要相当勇气和奉献精神的。

　　当然日本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目前他们也面临着一大堆社会问题，就像我们一方面看到女士提着敞着口的包上街，另一方面又在大阪亲眼看到接待我们的负责人的装有诸多贵重物品的手提包被偷走。听说日本社会现在的恶性案件也比前几年有明显的上升。就在我们到达日本前不久，一位青年就劫持了公共汽车，导致一人死亡。但是日本的繁荣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背后看到了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那是一种不需要我们任何物质投入、却要在精神上付出巨大努力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最终又能创造出无价的物质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