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求职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中国一切利益都要靠自己与公司交涉，才能最后决定。因此为了你能够安心地工作，该提条件时，就应不客气地全都提出来。”几乎所有在华找到工作的日籍员工，其工资待遇都是由个人与企业协商决定后，再签订合同。因此，一些有特长和工作经历的人，只要不客气地讲出来，经过讨价还价，是可以取得高工资的。

“在中国，男女职工待遇一视同仁，年龄上的限制也不是十分严格。一般情况是35岁以下，但是实际上38—40岁年龄段找工作并不困难。”几乎所有在华找工作的日本人都这样评价中国的求职环境。日籍女职工最活跃的工作领域是服务行业。另外，在华南地区，日籍女性担任厂长秘书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她们除了当秘书以外，还必须兼任会计和办公室主任。当然作为例外，也有的日籍女性靠自己的优势，在中国大获成功。例如有的人在日本服装学校毕业，在国内从事过几年花样设计师的工作，然后到中国当花样设计技术指导。由于中国国内急需这样的人才，所以可以拿到比一般在华求职者高出几倍的工资。最近几年，在中国从事电子零部件和机械产品生产的日资厂家，招聘日籍女员工担任产品营销工作的逐渐多起来。总而言之，只要个人有能力，在中国不论男女都能找到有吸引力的工作。日籍人士在中国工作，首先必须领取“外国人在华工作签证”。要取得这个签证，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关键。在华日本人当中盛传:“如果是日本留学生在华工作，北京要求必须在中国国内生活学习三年以上，上海要求必须在中国国内生活学习两年以上。”然而，根据上海市劳动局的解释，实际上没有具体的规定，给不给工作签证的决定权在劳动局。所以，有的日本年轻人，国内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取得了到中国来的工作签证。尽管如此，不论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华日本人要取得工作签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由于日资企业很难在招聘证明上用充足的理由说明必须招聘这些年轻人的理由，所以要想取得在华工作签证很难。这就意味着，日资企业事实上无法合法地雇佣他们。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往往因地区的不同，取得外国人工作签证的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华南地区相对来说是最容易获得签证的地方，日籍应届大学毕业生（包括在日本和在中国）在那里的一次获签率是最高的。

最近几年，在华日资企业对厂长、技术顾问之类的管理人员需求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华的日资中小企业，为了减少经营成本，直接在华招聘厂长、技术顾问，以接替即将到期离任的厂长、技术顾问，这就为中高年龄的在华日本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从日资企业提出的具体要求看，不论拥有多么丰富的在日本企业工作的经验，但是没有管理中国员工、工厂的经历，找工作还是比较难。因为在华日资企业所需要的是了解中国商业习惯、理解中国人思想的人才。正因为这个原因，能够比较顺利通过招聘考试者，基本上都是离任的日资企业总部派遣管理人员。至于工资待遇，原来他们大多认为“略低于原日本公司的待遇”。但是实际工资待遇，还不足以给在日本的家属汇生活费。

根据パヒュマ亚洲集团上海事务所提供的资料，在上海工作的日籍员工（在上海招聘）每月平均收支情况如下:月工资（基本工资）13000元人民币。月支出:房租（外国人公寓）3500元、水电气费200元、电话费（上网费、手机费在内）300元、伙食费（一半为外出吃饭）2000元、日用杂费1000元、交通费（出租车、地铁费在内）1500元、交际费1000元、个人所得税（税率20%）1425元，合计支出10925元，收支盈余2075元。

实践证明，凡是在华就职获得成功的日籍人士，他们的共同点集中表现在:（1）有工作热情。（2）明确到中国来干什么。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自己的工作目标，然后考虑在国外自己能干什么。另外，有不少的日资企业对日籍求职者表示不太满意，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日本式企业经营、日本式工作习惯以及有关日本的知识掌握的不够。所以，对于在华日籍求职者来说，了解日本商业常识，掌握日本式商业习惯，似乎成了当务之急。

二、案例——“跳槽”是有实力的表现

“在超实力社会的中国，跳槽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日本完全不同，跳槽是有实力的标志。”在北京某美国独资物流公司就职的日本人L的感受，代表了不少到中国求职的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目前在北京某美国独资物流公司事业开发部工作的L（现年28岁），是十年前即1993年到中国留学的。众所周知，当时正是日本国内掀起第二次“中国投资热”的时候。有不少日本企业把自己的工厂转移到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大学毕业以后，L认为与其在国内找一个一般的工作，不如掌握一门技术，到国外工作。恰好当时L的老家日本九州地区的别府市与中国的烟台市结成姊妹城市关系，市里招收交换留学生。L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就对中国产生兴趣。他预感未来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是中国，马上报了名，获准到山东大学留学两年。同来的日本同学毕业以后几乎都回日本了，他留了下来。听朋友说，要找好工作，必须往南走，于是L来到广州，在大学学习了一年粤语。

    毕业前一个月，L制作了200张名片，上面写着“有口译、笔译需要，请联系”。然后把它们放在广州当时仅有的四家日本料理店里。L因此找到了不少口译、笔译以及教中文的活儿。几个月以后，经朋友介绍，L找到正式工作，在深圳的一家生产音响设备的日资企业，先后当过生产监督、营销和总务方面的工作，月工资1.5万港元（约为23.55万日元）。幸运的是当时那里会讲汉语的日本人很少，所以人才短缺，即使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也很受欢迎。但是，工作要比L想像的辛苦，经常是连续几天不停地工作，而且平时几乎没有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年以后，L辞去工作，跳槽到与原来的企业有业务关系的日资物流公司工作。能够转换立场，重新审视原来的企业与现在的公司的业务关系，这对L来说，无疑是很好的锻炼。这家物流公司把组建、经营深圳事务所的任务交给L。从此，L经常来往于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之间，结交了许多不同行业的朋友，关系网和业务知识不断扩展，月工资也涨到1.9万元人民币（大约为28.53万日元）。L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三年以后，他又跳槽到现在的美国公司。原因很简单，L对工作范围仅仅局限在广东地区不满足，他想在更大空间表现自己。L认识很多物流行业的人，经他们介绍，L参加了新工作单位的面试。这家美国物流公司是世界著名企业之一，在中国有七家分公司。L进入公司以后，一个人担当起所有与日本客户有关的业务。月工资为2.6万元人民币（约为39万日元）。L在中国各地出差，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接触，自感受益匪浅。另外，美国企业实行的是彻底的能力主义，在那里，结果就是一切，数字就是一切。只要有能力，干出成绩，马上就能与收入联系起来。像L这样的年轻人，能够被委以如此重任，在日本是根本无法想像的。L认为，这都是因为他在中国，进了一家美国公司的缘故。

三、有关调查的若干分析

    日本《钻石》杂志2002年第11期（增刊）刊登了一份有关日本员工、中国员工工作意识的调查。这项调查的前一部分以在日本本土工作的日本员工为调查对象，后一部分则分别以在日本的和在中国的中日两国员工为调查对象。前一部分只针对日本员工的调查，主要围绕“为什么工作”展开。在该杂志对300名日本企业员工（有效回答278名）就这个问题展开调查时，有96人回答“为了生活”，36人回答“为了实现自我”，27人回答“为了学习知识和技术”，24人回答“为了活得有意义”，21人回答“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21人回答“到年龄了，不得不工作”，18人回答“为了进入专门领域”，16人回答“为了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10人回答“为了给社会做贡献”，3人回答“完全出于个人兴趣”;2人回答“为了休假”，2人回答“为了面子”，1人回答“因为周围的人劝导”。

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工作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为了生活”、“为了实现自我”和“学习知识、技术”方面。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实现自我”而工作的日本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在干工作的时候，比较重视工作内容是否适合自己。这恰恰同近年来日本人工作时越来越注重内容、工种，干自己想干的工作的风潮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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