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认为日本的新闻事业非常发达，从而推想其新闻传播教育也一定十分发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卓南生老师在“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讨论会场上发言时说的。

　　卓南生老师是新加坡人，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学习，后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曾经在1989年至1992年任教于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作为该所第一个外籍专职教员，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对于日本新闻与传播学发展的关注。

　　卓南生在这次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学科调整声中日本新闻传播学的定位和走向》的讲演。他认为，“在战前，日本学术界对新闻学具有一种‘无学’的根深蒂固的认识。战后，出于社会的反思需要以及受到美国占领军的压力，各个大学开始建立新闻学系。”他进一步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发展作为实例，进行关于日本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阐述：东京大学前身为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新闻教育开山鼻祖小野秀雄的努力下，战前就成立了新闻研究室，进行新闻学的研究。在这之后，随着大众传播学概念于上世纪40、50年代传入日本，大众传播学成为学界主流。1949年，新闻研究所升格为新闻研究所，并在其后将大众传播学作为研究中心课题。60、70年代，最令学界震惊的是名门大学，也是新闻界人才辈出的早稻田大学，在战后初期开办的新闻学系于1969年关闭。进入90年代，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情报研究所（即社会信息研究所），引入“社会信息学”概念。

　　2003年，文部省的一个学科评审委员会，在一次点评中，认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无大作为”，在此之后，该所决定并入学科调整后的“情报环”，即文理工跨学科的“信息圈研究院”。

　　卓南生老师认为，这一事件对日本新闻传播学界肯定带来极大的冲击。有人认为，东大社会信息研究所的“闭所”，是该所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乃至“定位”模糊的结果。因为，即使是从现代经营的理念考虑，也不能违背选择与集中的原则。一旦丧失自己的特色，而成了“超级市场”，很可能便会失去本身的卖点。“对于一个颇为有影响力的研究所的关闭，我个人认为很可惜”，卓南生老师如是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思考：为什么要搞新闻传播研究？为谁而搞？”卓南生老师还指出，日本的大企业对大学不存在期待，一般来讲，日本的大企业都会进行“在职训练”。这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人才培养观，即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包括报馆都认为，大学只是学识教育，不是技能教育。“为此，它们都通过在职训练，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大学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对学生专业出身要求甚少。” 

　　对于此次大会，卓南生老师表示这样的会议很好，对于学界内部是“一种相互的刺激”，“现在中国的学界关注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介绍日本的经验给中国，也是为了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有个借镜。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简单介绍有关背景。至于许多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就像这次大会提出的主题：融合与创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还会面临很大挑战。”

　　吴廷俊老师在最后的点评中评价：“卓南生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这对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是一个借鉴。”(曲元)

    人民网     200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