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瑞穗银行对多达５０００余家会员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投资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其中大多数独立法人企业，战略调整迹象明显。

　　那么，这些迹象是否被视为中日关系从“政冷”转向“经冷”的前兆呢?

　　对华投资战略调整

　　调查显示，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正从多层面呈现出调整迹象。首先，针对投资模式和规模，已从建设新厂向增强现有现地体制转变，即以调整生产投入的来源调剂和销售趋向，以及生产线进一步合理化为主。这可能意味着形为调整模式，实为控制规模。

　　其次，针对设立地区总部以提升经营战略，虽普遍认识到设立亚洲总部的必要和迫切，但对涉及和覆盖中国业务的总部在派遣总裁时，总公司董事人选占极少数。此外，即便设立，其组织机能基本偏向日常操作所必需的后勤管理，而从长计议的人事管理、广告宣传、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大多不受重视。这意味着中国总部因权力和作用受限而不能自主、迅速地进行战略决策，因此在决策速度上尚未达到与总公司同步。

　　再次，针对研发状况，虽比投资欧美、四小龙、东盟的日企重视，且准备继续加大投入，但研发内容大多以转移总公司的制造技术、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新产品和改良品为主，即注重于如何使已成熟技术植根于中国，而且，将在中国研发中取得的革新成果与其他地区共享的只是极少数。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研发具有极强的以开拓中国市场为主的倾向，并且在开展研发的动机上也仅是与本国相比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已。

　　最后，针对广告、品牌的选择和定位，收益较好的企业已从“适应化战略”转向“标准化战略”，而那些不好的企业则仍停留在以“适应中国”为主。这意味着随着从开发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广告和品牌战略转向适用日本、甚至全球的标准战略，日对华投资的区域定位和贸易的市场定位仍将以沿海地区和发达市场为主。

　　既合作又戒备

　　日企对华投资呈现上述战略调整迹象，原因何在？

　　第一，我国国内因素。日本认为经商环境日趋严峻，主要表现在：经济始终过热，宏观稳定堪忧；电力不足的瓶颈一时难以突破；虽人民币汇率趋升已成定局，但变化莫测难以把握；中日“政冷”仍无改善迹象等。

　　第二，周边因素。为防止在投资上再次出现像石油那样因高度集中于中东而供给不稳的被动局面，“平衡”和“分散”越来越受到重视。加之，自中日开展合作以来，“既合作又戒备”是日一贯战略，为此，提升东盟的投资地位和向印度示好已成日近期对外投资的新趋势，特别是越南，日本政府正大张旗鼓地诱导企业挺进该国。

　　第三，政策因素。受经合组织（OECD）“民间投资和贸易是扩大和延伸政府开发援助（ODA）成果的最有效手段”影响，ODA趋向早已是民间投资和贸易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在日ODA中，印越地位的迅速上升（2005年两国分列第一和三位）和中国的不断下降（同年只及印度一半份额），势必对其投资布局的调整造成一定影响。

　　未来或重新定位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中日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势，因此备受关注。那么，未来日企对华投资调整将呈现哪些可能性呢？

　　笔者认为，其一，韩国的刺激。韩因集中对华投资，促使贸易产生偏离消费、偏向生产的结构性变化，为其带来了对华贸易的巨大顺差，日已充分注意到这一迹象。为钳制中韩过从甚密以防在经济上也被边缘化，更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以防落入他人之手，可以预料日轻易不会破落后于韩的底线。从统计上来看，自2004年以来日始终在投资上压过韩估计是一种有意安排，由此，似可认为韩扩大对华投资对日具有十分强烈的刺激作用，加强中韩经济交往可能会促使日再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其二，东盟的压力。相比于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FTA）的快速发展，日本虽在四国范围有所突破（新、菲、马、泰），但与东盟整体几乎停滞不前。日已意识到进展缓慢势必丧失市场，只惜农产品和劳动市场这两大谈判通病在短期内无治愈可能，于是，利用东盟FTA，是其间接打开东盟市场的一条捷径。为此，为规避在迂回贸易中必然遇到的原产地规则，日可能会转而加大对华投资的力度，至少应重新定位对华投资在其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其三，日本国内因素。在日经团联、同友会、商工所三大代表性经济团体中，继经团联之后，同友会于近期以公开发表声明的形式再次敦促政府充分认识中国对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大有警示“一步走错全盘皆输”的气势。经济首脑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吁虽不至于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不会出现经政分道扬镳的局面，但其明确的态度和清晰的认识，无疑会促进包括投资贸易在内的对华经济交往，防止“政冷”转向“经冷”的可能。（本报特约作者 钟乃仪）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国际金融报》 (2006-06-26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