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几年，“大学”经常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究竟将向何处发展？这种变化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及大学生有什么影响？昨天恰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十周年，借此之机，几位青年学生就这些问题阐述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全球化为大学生提供了亲历世界历史发生现场的机会，也使其认识到全球大学生共同存在的问题

　　●如何向外国清晰地阐述中国的观点，不仅仅是政府外事部门的责任，更是大学教育和交流的任务

　　●大学正与世界政治同质化。各国都希望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来影响他国的下一代

　　●全球化使中国大学贫富分化，一流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差距在拉大。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国际交流打破外国大学神话

　　王田：今天（9月17日）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十周年院庆。院里来了许多国际友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这种频繁的国际化交流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势必会给本国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曾在日本学习一年，自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地招收留学生以来，日本高校越来越强调爱国心和爱校心，比如，入校第一学期专门开设校史必修课，必须学会校歌，各类校际间的活动，学生必须到场，等等。在日本人看来，爱集体是通向爱国的最初道路，爱国才能保证在大学国际化日趋频繁的今天，不受外国学生生活方式、伦理观念太大的影响。

　　高晨：通过大学交流，我曾有机会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游览柏林墙让我再次认识了冷战，站在布拉格广场上我曾想像过中欧历史和风情。全球化为大学生提供了亲历世界历史发生现场的机会，对个人而言，是一次知识和体验的飞跃。

　　傅晓：通过国际交流，我们一方面摆脱了妄自菲薄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全球大学生共同存在的问题。国内媒体总是说，中国大学生非常功利和浮躁，其实美国也一样，读研究生、急着找工作，大家都是这几条路。

　　陈光：有位哈佛大学教授曾对我说，哈佛学生没什么不同，就是特别会搞关系。他们以后要成为精英，必须建立人际关系网，所以不必觉得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就特别崇高，比中国学生好多少。

　　王田：的确，国际化交流打破了中国青年学生心中的外国大学神话。比如，中国学生都认为早稻田大学属亚洲一流，但在日本却不一定这样，不少教授也有滥竽充数的嫌疑。有一次，早大有位教授兴奋地对我们说，中国有所大学请他去做访问教授，大家听了就问哪个学校，他拿出证书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山东某地的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我知道，日本的大学也在分层，东京大学绝对是金字塔塔尖，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政府提供最精英的人才，而其他的大学都远远落后于东大。

　　大学成为思想的角力场？

　　王田：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授课内容，日本的大学非常强调日本化的内容。我有位同学在早大念经济学，他告诉我，日本学者经常强调，他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产生了独特的日本经济学派。在当前的日本，如果有些教授在课堂上过于宣传西化的内容，就会招致非议，甚至会引发舆论批评。从这个方面看，大学既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又是一个思想的国际角力场。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要思考，如何保持本国的特色。

　　中国大学教育并没有日本那么极端，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国也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在国际关系学界，这几年许多中国学者也在提倡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高晨：说“角力场”可能并不恰当，换成各国思想借助国际交流的平台，体现本国的特色可能更合适。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人类探索世界得出的答案正在趋同。在与西方大学的交流中，许多相互矛盾的知识都在被“磨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要做的是如何凸现自己的视角、深度和方法，而并不是一种知识战胜另一种知识。

　　王田：到了日本后，发觉许多日本学者都不了解中国。一位教我们政治课的日本教授，对中国的偏见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满脑子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比如，他从来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词，因为他至今不承认新中国，而是顽固地用“毛泽东的政权”之类的表达。许多中国学生与他争论，他就说，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我不和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更糟糕的是，部分日本学生还非常认同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当前背景下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歪理学说的传播地。要解决外国不了解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大学着手。

　　董见微：这一点我比较赞同。从冲突的角度上看，现代大学几乎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矛盾的发源地，也将是矛盾解决的起点。大学是思想的制造工厂。如果制造的思想是荒谬的，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比如，阿富汗塔利班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最初就是大多由宗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发展而来，后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潮最初起源于芝加哥大学。

　　大学教育在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些怂恿人类走向冲突的思想，萌生地基本上都在大学的校园内。但从另一方面讲，大学的融合与交流也是化解矛盾的起点，许多敏感问题都是最初在大学校园中的研讨会上争执不下，然后得出一个相对统一的意见，上报国家的外交决策者，最终推动了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

　　丛小东：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当前面对许多误解。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外国人不理解我们的话语和阐述方式。比如，“韬光养晦”一词，西方人总以为我们暗藏着实力，等待称霸的机会。所以，如何向外国清晰地阐述中国的观点，不仅仅是政府外事部门的责任，更是大学教育和交流的任务。

　　大学成为世界政治的传声筒

　　陈光：相比于过去，现代大学至少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从以前的培养精英，到现在普及教育，大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大学教育。二、有条件的大学不仅培养了本国的国际化交流人才，还在承担培养他国学生的功能。比如，超过2000名外国学生在北大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学之间双向教育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本国学生走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走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如何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战略眼光和思考。比如我们学院已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合作，建立中美学生的交流项目，希望在未来两个国家的高层当中，有的人会在一起学习过。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大学战略。

　　沈涛：据权威人士统计，最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留学他国的人数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2004年达到了250万人。当前，在美国，30%的博士学位都由外国人获得，在英国，这个数字高达38%。8%的美国常春藤大学（指美国东北部8所历史悠久的一流大学，比如哈佛大学等）本科生和10%英国大学本科生都来自国外。美国自然科学类的新聘任教师20%出生在外国，而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中很多新教员也都有海外教育背景。

　　与此同时，大量跨国校际办学和交流也在蓬勃发展，比如，我校办的项目，还有发展了20年之久的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国学生一起学习，畅谈世界大事，相互沟通。这些学生精英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年轻时代的经历将有助于其相互理解，进而推动世界和平。

　　董见微：现在的大学生如何看世界正在逐渐趋同。比如，中日关系这几年一直都是焦点，两国青年学生在一些具体细节上认识仍有不同。但是，从大的趋势上看，中日青年学生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即谁都不希望再有战争，都希望和平。其实，这就是一个更大的主题。这个主题给国际关系最大的启示是，国家间应该试图去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

　　傅晓：以前的大学被称为“象牙塔”，现在的大学则不可能单纯地脱离世界政治了。去年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当时有个“哥本哈根共识”流传很广。即由全球最有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欧洲各大学中遴选的数名学生，大家各自开会商讨全球最需要解决的十大问题，结果八个问题是一样的。学生的阅历和学识显然不如专家们，但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却达成了共识，可见，大学与世界政治已经同质化了。大学就是一个模拟的社会，里面有类似政府的学生组织等等。

　　正因为此，大学出现了两种与世界政治紧密相关的苗头。首先是青年学生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各国都希望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来影响他国的下一代。所以，各国政治家在访问时都纷纷到最著名的大学去演讲，一来希望通过个人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二来则使大学随之成为世界政治的传声筒。比如，克林顿来北大演讲，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北大的学生，更是想通过北大在中国的影响力，把美国的声音传给全中国的民众。　　

　　中国大学被“西化”了吗？

　　丛小东：很多人都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但我觉得，大学同样也在推动全球化。当今，各国都把美国的大学视为模仿对象。很多知名学者和教授都有在美国大学学习或研究的经历。这些学者回国后，将其所学到的技术、经验和思想向本国传播，实际上成了一种全球化力量。对于国家而言，美国一直以来对大学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资金支持，进而大力促使大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商业手段转化到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硅谷。如今，中国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等高校、日本的高校也纷纷效仿。中国的大学在课程设置、大学体制等许多方面，更是向美国大学学习。从这个角度上来审视大学的变化，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第一，任何不善于学习其他高校成功经验的大学，可能都会落后于这个时代；第二，对中国的大学来说，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避免“西化”？

　　董见微：我觉得“西化”这个概念要跟现代化区分开来。我们到底是在西方化，还是现代化？应该承认，在大部分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走在了前面，我们需要当前的这种模仿和学习，并且不断追赶，但也需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学习西医的同时，中医也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在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进一步发扬我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也成了中国大学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傅晓：其实，争论“西化”与否并不稀奇了，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缺乏很有特色的学校。在美国，至今仍有一些很小的学院保留了好名声，例如，女子学院、专业学院等。但在中国，似乎已到了任何一个大学或学院，无论多小，都五脏俱全、任何学科都有的地步了。中国1000多所高校何必都是综合性院校呢？其次还有一个高校管理问题。有同学申请到加拿大、美国学习，那边的办公室会很积极、全面地把各类信息发给你，似乎就在你身边办公，这种管理和服务有时连自己学校都满足不了。比如，自己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有管理者会让你去找某部门，该部门又把你推到另一部门，到了最后，那个部门说，我们今天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沈涛：我还想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今天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指的是一流大学，那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边远地区、发展比较落后的高校呢？在我看来，全球化使中国大学贫富分化，一流大学跟一流大学在交流，越来越强，这些大学的学生出国机会多、信息多、见识广，而其他大学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一流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差距在拉大，其他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整体水平也无法与一流大学相比。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应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以上谈话者均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本次谈话由王文主持、整理，由李玉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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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 ( 2006-09-18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