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熟知的日本著名学者冈晴夫教授曾将“能”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论述，认为日本“能乐”是内向的、封闭式的,“能”的舞台遍布着浓郁的严肃气氛，彷佛在进行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演员仅仅站在舞台上,便会充满一种复杂的情绪和感情,演员戴着毫无表情的假面,仅用微微抬起头、或者微微低下头的动作，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它把激烈的、颤动的感情，压抑在演员的内心，极度地潜藏下去,想要立体地、诗一般地表现一种“静寂” 、“幽玄”的日本民族特有的精神境界。

    源于《万叶》和歌的“空寂”及由此发展而成的 “幽玄”，强调的都是将颤动的心绪,对物的悲伤、哀怜、爱怜的情感极度地潜藏下去，静寂地加以忍受,观阿弥(11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两代创立的“能乐”,则在形体上表现了这种凄清孤绝的姿首,从而奠定了此后日本戏剧的演出精神。不具备这种精神形态的人是很难理解其凄绝孤特的内涵,反而会觉得郁闷和受折磨的。日本人则由于习惯了隐藏感情,压抑内心，带着面罩生活,所以他们是很容易被唤起精神上的共鸣,感到生活和世界就是这样的。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执拘、内向、自恋、自怜、暧昧、孤僻、不善交际等性格特点，与其独特的精神形态是相通的。

    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里,流淌得较多的是经纶和哲理，“兴于诗，立于礼”，连爱情表现都不能放纵。而日本人的精神领域却更多的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始于弥生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的稻作文化培养了日本人的自然亲情,在中国早已进入皇权至上并崇尚经典的公元五、六世纪，日本民族还停留在自然崇拜阶段,相信自然万物是神灵所创并依附着神灵的。对自然的无限崇拜使得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无原则地从自然出发,不相信人为的一切,建立在担心失去与自然同性质的恐惧上。基于这种恐惧,自然界的变化才可能给日本人的精神以巨大的影响。自然界尽管美丽壮观也是瞬息万变、短促无常的，大自然引发的最终只能是悲伤无奈的情感,哀怜自然的同时也是在哀怜自己。源于自然的“空寂” 、“幽玄”，是一种时时感受到危机而又不能不压抑潜藏的心态，这种心态是日本文化的基因,已深入到日本人的潜意识中。

    所以日本人才会觉得生是淡泊的，充满了欲说还休的伤感；而死是不必畏惧甚至是美丽的,就像落英缤纷复归自然的花瓣。所以日本人喜欢自然界短促的存在,如绽放后随即零落的樱花,只在夏之将至时啼叫的杜鹃。日本小说中,死亡常常闪烁着秋水般静谧温存的柔媚波光,吸引着主人公们毫不足惜的前去。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就是以其小说中难以排遣的孤儿情绪，苦苦咀嚼的悲伤心灵,生不如死,宣扬回归自然的死的艳丽和颓废的美,被认为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成为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而不久前刚刚访华的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则作为川端康成的对极,超出了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吸吮反刍,以其对人类共同普遍关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出色理解博取了世界的认同。

    日本人追求的“空寂” 、“幽玄”的精神境界,造成了他们的孤芳自赏及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精神垒壁,使得日本人与国际社会的精神交流、内心融合显得格外困难。不过, 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突破及其所受的嘉奖,从一方面为日本越出本民族的精神樊篱走向世界带来了亮光。(王涵、孙璐)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