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加上近年来中日间热点问题频发，再次引发有关日本的书籍出版热。不过遗憾地看到，出版的还是《菊与刀》、《日本论》等60年前乃至80年前的论著。而某些自称佳作的糙作，一个月就能拼凑完成。

　　1946年问世的《菊与刀》是没有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专著，为占领日本提供了有效指导。该书至今还在热销，说明我们无力取代，认知落后。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许多新问题它不可能解读和解决。

　　1978年，沃格尔的《日本第一》再次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研究的巅峰位置，甚至被新加坡作为政府官员必读书籍。此后，美国又推出了《太阳也会西沉》等诸多佳作。

　　和日本一衣带水、恩怨交加的中国更有理由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为，但是结果令人汗颜。究其原因，中国人自古以来大都处于强势地位，总会流于对“小日本”的或轻蔑或讥讽或仇恨或嫉妒之中，难以皓首穷经、潜心钻研，代价总在付出，教训实在深刻。

　　清末，“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海国图志》沿袭前人所谓日本主要由三岛组成的错误认识。清朝驻日公使黄遵宪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1879年，他花费十年时间创作了《日本国志》。1895年，此书才在中国问世。有人认为，如果此书早传，可免甲午战争失败，节省2.3亿两白银赔款。

　　常理上说，落后国对先进国的了解要超过先进国对落后国的了解。但中日之间则恐怕是一个特例。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要超过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有些领域甚至于超过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从研究到实用，成就可观。

　　1892年，荒尾精主编《清国通商总览》三卷，详尽描述了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困顿、民众愚昧闭塞等情况，被誉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最好的文献”。御史大夫易俊叹曰：“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也”。梁启超曰：“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矣。”

　　民国初年，国学大师辜鸿铭赴日讲学时说：“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很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

　　戴季陶《日本论》用词更加大胆：“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的中国人却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而今，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进步了多少？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研究机构大大小小200多家，职业学人三代几万人，组成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日本研究大军。而今，有的研究者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滥竽充数，人云亦云，抄袭严重；有的故弄玄虚，用词晦涩，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学者；有的掺杂学术腐败，甚至看到日元可爱，就替日本研究中国。

　　与此相比，不运用日本著作，则难治中国学。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日本是中国学的正宗，视为圭臬。哈佛大学汉学者必须会日语，去日本留学，甚至不来中国。

　　目前，日本问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许多重要领域被尘封，夏衍就留下“日本是个谜”的疑团。另一方面，误读日本的谎言却很有市场，四处招摇。专家刘江永说：“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得甚多、甚深、甚细，而中国人对日本则了解得较少、较浅、较粗。这种在国民层次相互了解方面的不平衡，可能比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更令人担忧“。在书籍出版上，旅日学者毛丹青认为，相对于日本的”中国热“，中国是”日本冷“，”我们恐怕难以做到知彼，最终甚至连知己的本领也会丢掉，这实在值得警惕呀！“

　　时代在进步，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提高日本研究水平，推出经典作品，上能为决策者提供有效借鉴，下能给民间情绪良性引导，以此解决外交困局，增进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