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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无仅有的市场规模

　　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足以支撑经济长期增长。这就是规模经济的概念，即企业的成本会随着规模而下降，比如设计某手机花了100万元成本，如果只生产一个手机的话，这个手机的成本就是100万元。如果生产两个的话每一个成本就降为50万元了，生产越多成本就越低。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我们研发的某一手机需要生产100万部才能收回成本，虽然市场没那么大，但我有专利保护，别人不能生产，我每年生产20万部，5年就卖到100万部了。但问题在于目前专利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现在的手机、电脑、汽车，都是互相“抄”的，都是你追我赶，没有一款汽车可以热卖两年，因为在大家科技能力都非常强的时候，谁也没法保持垄断地位。这时候就要求企业从积累的规模，走向即时的规模。为什么欧盟国家间面临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并没有停止整合的步伐，恨不得把能包括的国家都包括进去，因为欧洲国家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市场规模，否则它们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低。为什么世贸组织成立以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自由贸易区？这都是在整合市场。在这一点上，中国得天独厚，我们有13亿人规模的市场，如果把外贸作为中国第一个起飞的火箭的话，未来20年中国国内市场就是经济腾飞的二级火箭。

　　“改革”和“开放”将继续释放发展能量

　　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有空间。现在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源上面，我觉得现在很多不是资源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有时候可以把稀缺的资源变得不再稀缺。改革之前，中国人多地少，开荒种地、围海造田，可还是不够吃。现在，我们人口多了一倍，土地比那个时候肯定是减少了，我们也并没有大量进口粮食，为什么我们粮食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一个体制的改变，原来是留着口粮以后交公粮，现在是交完公粮以后，剩下都是你的。所以，中国的体制还要改变，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更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另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比韩日崛起时要更好。一是世界更加开放，成立了世贸组织，使得国际纠纷、国际谈判，从双边变成了多边，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增长很多。二是中国比其他的国家也更加开放。比如，韩国1998年以前几乎没有外国车，民族情绪非常强，正是因为这种不开放，使其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问题，因为外国的企业跟你的利益没有联系在一起，在遇到风险的时候它就可以大胆地撤资。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完蛋了。1990年，我们几个学经济的冒着风险回国来，就是要看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希望了。我专门去了天津，因为天津有开发区，有很多外商在那儿。结果发现，外商只跑了两家，因为跑不掉。它的厂房、机器都在这儿，所以外资不会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它跟你一起在承担风险。

　　危机与应对

　　现在第一个挑战就是怎样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每一个国家都有宏观经济的波动。但是我们的情况更加严重和复杂，原因是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多来自于政府，而不是来自于民间的企业。比如很多地方“十一五”规划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跟中央的精神雷同。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全国都发展高科技；中央说发展金融产业，全国都开始发展金融业……有一段时间，每个省都发展汽车业，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全国搞汽车的国家。这样有两个后果，第一可能是投资过热；再一个就是容易导致政府调控过度。

　　第二个挑战就是怎样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兼并浪潮。我们看到康柏和惠普合并，波音和麦道合并……它们就是在寻求大规模，目标是全球竞争优势。反过来再看我们的企业就觉得担心，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每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每一个企业又涉及很多行业。一次企业家开会，有一个政府官员说要向海尔学习，走向世界。我说海尔不是我们的方向，海尔的冰箱占世界市场多少份额？海尔生产一万多种产品，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不可撼动的产品。所以说，民营企业现在要放开眼光，追求规模的一种途径就是联合或者兼并，我们很多企业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还要处理好贫富差距、医疗、教育等问题，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挑战。

　　应对挑战，一要坚持改革。首先，国有企业要坚持改革。从长远来看，中国最终要靠民营企业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企从机制上、从国际竞争的位置上，没有前途。其次，改革财政体制。现在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是跟财政体制相关的。比如，为什么地方政府有发展企业的动力？因为我们地方政府75%的收入来自企业税收。所以企业多，政府收入就多。反观美国地方政府，其90%的税收来自非生产领域，如消费税、房产税等，所以地方政府不需要太多企业。

　　二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市场。我曾看到电视上一个国资委的官员说，如果猪肉归我管，就不会涨价。我当时非常惊讶，如果猪肉变成国有企业生产了，价格是不会涨，猪肉也就不够了。去年老百姓对房地产价格不满意，主管部门就规定70%的房子不能超过90平方米。据说是根据中国的土地和人口计算出来的。这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吗？

　　三要调整理念和心态。现代化的社会，包括理念的进步，要改变小农心态。市场经济就是分工交换，无论什么都自己生产并非是最光荣的事情。要避免重商主义泛滥，抛弃仍有一定市场的“均贫富”观念，更好的选择不是消灭差别，关键是消灭贫困。另外，处理国际关系很重要，不要轻易把自己放在矛盾的中心，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让它们感觉到中国经济增长对其是有好处的，而不是威胁。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不能只讲道理，比如，当年中国争取最惠国待遇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到美国采购去了，这点很重要、很管用。与其以后有大量摩擦，不如我们花点钱，不让美国的政客有机会煽动本国民众。(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在中国百城(大连)经济发展世纪行大型公益学习演讲节选，本报记者马连鹏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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