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这短短的近三十年间，在日本知识界与中国知识界却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由最初不屑措意的对象，转而成为学习的榜样不同，日本知识界的中国印象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学人心态之演变转折，颇堪玩味。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人仍对中国文化崇敬有加。虽然日本已经派遣官员和学生到西方学习，直接接触西方文化，但其文化的主体，仍然以汉学为主。甚至对西方的认识，也常常依赖于中国人的著作。魏源的《海图国志》便是明治维新以前的畅销书，徐继畬《瀛寰志略》等介绍西方的书籍，也在日本十分受欢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文化，仍然表现出许多尊重。1871年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1877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以后中国文人雅士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学界的隆重接待。
　　
　　在访问日本的文人雅士当中，王韬在1879年对日本长达一百多天的访游，特别引人注目。日本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对他的访问特别重视。修史馆的协修，东京图书馆馆长冈千仞也与重野安绎一起，将王韬与魏源相媲美，甚至认为王的成就已经胜过魏源。
　　
　　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惨败。这一失败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甚至也出乎日本朝野的预料，但清朝失败的迹象，则在战前已经显露。十九世纪后半叶，不少日本人士访问中国。他们踏足中国的自然山川，对中国文化的悠久和丰富，印象颇深。但对中国的现实，则多有失望。这一失望的心情，在他们与清朝官员接触的时候，尤为明显。譬如1876年日本驻华公使、曾留学英国的维新人士森有理与李鸿章有过一段谈话，年轻的森有理面对清朝第一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角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革新与西化，是唯一正途。这便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已经大相径庭。
　　
　　日本的学界人士，在访问中国之后，也同样流露出失望的心情。如对王韬的学问人品十分崇敬的冈千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于1884年访问中国，不但与王韬晤面，而且足迹踏遍江南冀北，会见了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清朝官员。但他发现除了个别人士之外，大部分官员对外界变化漠然无知，顽固保守，生活奢侈腐化。如他的挚友王韬，也与那时许多中国人一样，已经染上吸鸦片的癖好。他了解那些中国人沉溺于鸦片，也是对现实不满、无奈的一种表现。但他同时也感到，如果中国不能解决他所谓的“烟毒”和“六经毒”——指中国人对孔孟之道的盲信，则中国没有振兴的希望。冈千仞的这次访问中国，使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但也使他对中国的前景，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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