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去过中国之后，对中国仍然保持好感的日本人，也不是没有。如京都大学著名汉学教授狩野直喜，便是一例。狩野曾于1900年到北京留学，不料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被困在北京，受尽艰辛与惊吓，到运动平息之后才得以脱身回国。但他不久又回到中国，在上海及其周围住了有两年，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充满兴趣，津津乐道。狩野在学问上也对中国十分崇敬。他认为明治以后日本的汉学研究，就实质来说只是清代考证学的某种继续。他的这种观点，也为其同事、日本汉学“京都学派”主要创始人内藤湖南所赞成。
　　
　　日本学人对中国态度的逐渐转变，是与其国内形势分不开的。1880年后，日本政界与学界开始产生复杂的变化，与以前一味追求“文明开化”有了显著的不同。这一变化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过多年的“文明开化”，向西方看齐，日本在各个方面都与以往有了显著不同。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自得自满的心态，认为日本已经跻身近代国家之列，无需再与亚洲近邻共进退。另一原因则是由于西化运动的影响，使得不少人士感到有必要重新认识日本固有的传统，不致在西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不少学人开始主张回归传统，发扬日本“国粹”。如饱读经史的冈千仞，虽然同意日本必须“文明开化”，但也主张不能因此而舍弃东亚的传统。另一学人高桥刚曾说道，自日本开放以来，“学士大夫亦以审外情为先务，争讲西学。其航至欧米者，不知几千百人。而汉土实与我比邻，同文之邦，而未闻有学士大夫一游其地也”。要想发掘日本之“国粹”，就不得不与中国的文化发生关系。重新研究中国，遂成为学界发展的重要趋向。当然，此时日本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东亚，有多重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承认自己是东亚文化传统的一员，更多的是想以一种改造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凌驾于其东亚邻国之上，并利用东亚为基地，与西方列强争权。连崇敬中国文化的冈千仞，也主张为了让东亚在国际上出人头地，中日两国可以为琉球而大战一番，如同英法百年战争一样，藉此提升武力，让西洋人刮目相看。
　　
　　总而言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人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有着一个明显的逐渐转变的过程。他们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其心情和态度已经从以前的崇敬、崇信中走了出来，渐渐看到中国的缺点和弱点。面对这些弱点和缺点，有些日本学人表示同情，希望能帮助中国克服它们。但也有人因此而蔑视中国，认为日本应取代中国，甚至占领中国。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已经由单一而渐趋于多元化了。这个变化，实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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