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向纵深波及，各国相继出台紧急措施，积极冲销危机风险。而日本的麻生政府却决定推迟第二次补充预算审议，使10月底确定的27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无法落实，此举导致其支持率急剧下滑，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备受怀疑

　　日本政府12月22日公布的11月月度经济报告对日本经济景气度判断为“恶化”，相比上一个月度的“减弱”又再次向下调低。这已经是日本政府连续3个月调低了经济景气度的判断。而此前判断为“恶化”是在6年前的2002年。

　　自今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后，日本所受冲击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中最轻，不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现象，反而获得了在全球进行抄底收购的机会。一时间，“日本金融模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日本国内甚至有人主张要借机争做东亚地区金融秩序的领袖。

　　但进入11月，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导，世界市场萎缩，日本贸易顺差持续下滑，经济率先步入衰退。其直接表现是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股市楼市并行下跌，银行不良债权风险再次暴露。而日本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操作空间接近极限，税制改革又受政治乱局牵制，应对危机能力有限。经济改革出现结构性扭曲日本经济自2002年初复苏，截至2008年一季度，连续6年增长，演绎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但从今年第二季度起，日本经济连续两季负增长，陷入事实上的衰退。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改革未能完善经济增长结构，对外出口依然是支撑日本经济的核心支柱。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曾进行了近10年的经济改革。特别是1996年上台的桥本政府提出了震惊内外的“六大改革”措施，推动日本经济社会全面变革。2001年小泉上台后，更是高举“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的大旗，推行所谓的“不留死角的改革”。但日本经济改革仅仅完成了对大企业、大金融机构的松绑，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培育日本经济对外扩张的主要选手。而对中小企业、地方银行，以及国内建筑、流通、农业、公共服务等低生产率部门，日本依然实行“包办式保护”，致使改革出现结构性扭曲，应对危机能力脆弱。

　　尤其是，日本地方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滞后，未能完善股本结构，自有资本充足率仍然靠股票收益装点门面。在股市上扬期，银行持有的股票收益上涨，自有资本充足率尚可达标，但是，面对金融危机，股市持续下滑，地方银行持有的股票价值缩水，自有资本折损。据日本《钻石周刊》报道，10中旬，日经指数一度跌近7000点大关时，50家地方银行中，有32家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划破8%；即使日经指数恢复到8000点时，仍有29家地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8%。结果导致银行市场信用折损，经营风险上升。

　　与此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日本不动产价格下降，银行的抵押资产打折扣，不良债权急剧上升，日本金融系统在底层亮起黄灯。

　　在此背景下，10月以后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统计数据全面恶化。11月的“月例经济报告”公开承认：“在世界经济进一步减速的情况下，日本经济运行的负面压力急剧上升”。日本政府被迫连续2个月下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预估值。日本经济官员忧虑地指出：“当前生产下滑，企业收益恶化，设备投资减弱”，“日本难逃世界经济下滑影响”。

　　日本内阁府近期发表的9月份“经济运行先导指标”更是表现了整体恶化趋势，预示日本经济衰退将长期化；日本央行将2008年度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由上次的1.6%下调到0%；日本政府承认今年恐将难以实现年初的经济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经合组织也分别下调了日本经济预测值。忽视与各国联手追求共同利益日本的地区战略难以树立地区政治感召力，无法支撑其“领导亚洲”共对危机。近年来，日本虽在地区合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果，如截至2008年初，与区内外签订了8个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与东盟签署了建设自贸区协定，圈定了“海洋地缘战略圈”要塞，并开始向澳新印、中东等扩展范围，向签约方推广日本的产业、技术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以及会计标准等，充实地区合作内涵，构建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但日本的地区战略过度强调借助亚洲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忽视与各国一道追求共同利益，缺乏共赢理念，很难树立“政治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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