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晓春围棋道场，有一位来自日本棋院的职业六段棋手和一帮孩子们一起训练，他的名字叫熊丰，原名叫黄奕昀。小伙子今年30岁，14岁时他从台湾来到东京学棋，投身于王铭琬九段门下，在日本棋战中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打进2002年新人王战四强。

　　熊丰何以要来北京训练呢？他说，“在日本很难找到适合的对手。如果要找人下棋的话，必须打电话预约，而且不可能和那么多棋手进行对局。在这里随时可以找到对手，对局很方便。”马晓春道场除了培训冲段少年棋手外，还为职业低段棋手们提供训练机会。熊丰在道场里主要和这些棋手们进行对局，互有胜负。

　　日本没有像中国棋院国家队训练室和聂卫平道场、马晓春道场这样的训练场所，棋手们平时独自在家训练，像林海峰九段、王立诚九段等高手也组织研究会，但一般每周一次，人数也有限，最重要的是，熊丰说，“在日本，前辈老师讲棋的话，我们习惯听着。老师说，‘这棋只能这么下’、‘这棋不能这样下’，我们都习惯接受，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当面提出来。”但在马晓春道场，熊丰可以自由地和其他棋手们讨论每一个棋局变化，衡量谁有理、谁说得对的唯一标准就是，大家实战解决，赢了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

　　熊丰很羡慕中国棋院国家队的训练氛围，“常昊古力他们随时可以找到对手进行比赛训练，他们进行研究时，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不管行不行，大家下下看再做出结论，这样他们会将每个变化都研究得很清楚。我们在日本时找不到这样的训练环境，大家都是自己在家训练，有什么问题也很难搞清楚。”熊丰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日本棋手对局时，何以往往在序盘费时较多，那是因为“平时大家对各种新型布局缺乏研究，只有在比赛中进行思考了。”

　　日本棋手在对待国内外比赛时的态度与中韩棋手迥然不同，中韩棋手看重国际比赛远甚于国内赛，但日本棋手却恰恰相反。熊丰说，“日本棋院和中国棋院的体制不一样，日本棋院简单说就是一个公司，我们都是公司职员，我们的工作就是下棋。日本棋院和各新闻社合作举办了一些比赛，我们从比赛中获得对局费和奖金。如果没有比赛的话，日本棋院也会安排我们下指导棋获得收入。我们就像端了铁饭碗一样，很稳定，就算没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我们同样也能过得很不错。”

　　正是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本棋手的危机感和进取心都受到了影响，就在熊丰决定启程前往北京训练时，他还约了好几位同龄棋手，希望他们和他一同前来，但最终还是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北京。前几年，他也是一个人去韩国权甲龙道场进行训练。

　　但熊丰还是清醒地感受到了日本围棋的危机，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现在学棋的日本孩子少了，类似木谷道场那样的职业棋手摇篮再也不会有了，当今的日本棋迷以老年人居多；二是类似《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这样的大报对围棋赛事报道得很少，“他们宁愿每年花四五亿日元来主办棋圣战、名人战，但不愿意拿出大一点的篇幅来报道围棋，显然他们觉得围棋没有关注度了。”熊丰说道。

　　熊丰说他很怀念加藤正夫九段主政日本棋院的那段时期，“加藤先生在棋手中很有威望，他又很能干，大家都听他的，那段时期我们很有动力，成绩也最好，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