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着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着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侍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宏伟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都是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并拜颇具志士风格的尾高新五郎为师。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涩泽荣一少儿学壮而行，经历了从“倒幕攘夷”志士到幕府家臣的转变，受幕府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又以“以夷为师”。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国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依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德品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在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不是每一个都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的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侍魂商才”，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了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