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人还需要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包括我们在整理历史过程当中，由于我们中华民族远远没有做到像犹太人那样清晰，我们无法做到给南京大屠杀许多细节，包括死难者人数精确到个位，所以以至于我们跟日本在就南京大屠杀也好，等等许多在细节问题上产生交锋的时候，我本人就遇到过这个问题，2004年我到日本的亚洲战争博物馆，跟他们的馆长去辩论、交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许多细节上是拿不出来的。而日本人恰恰以细节见长，但是他的问题是往往会拿出一大堆细节问题，由此来掩盖或者逃避了他对战争责任的承担，他逃避对战争责任的承担，又可以归结为他错误的战争观、历史观、亚洲观和文化观，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像一堆没有梳理过的乱草丛一样。

　　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论上说中日之间我们呼唤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必须要远见卓识，必须像当年阿登纳、戴高乐一样，力排众议，然后指出我们两个民族的方向。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必须要非常清醒，必须务实。他必须要清醒的知道我身后的民间情绪是怎么样的。当然假如说我能够力排众议，能够带领我的民众向前走，不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当然是非常好。如果说由此会产生很多巨大的反作用，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一定要做，或者在什么时候做?就像两岸关系一样，我们说要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一个合适的议题等等。

　　从中日之间的关系上来说，我认为我们要正视三个问题，可能就是在历史问题上，第一我们要正视中日领导人如果作出这么一种无论是谢罪也好，标杆性的举动，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就像当年的勃兰特双腿下跪，这是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我们一定要肯定。但是与此同时光有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问题在中日民间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前几年我们呼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小组，现在两年已过，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个月马上就要公布研究结果了。研究结果显示出双方在历史观上巨大的分歧，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存在巨大的模糊和分歧，这是我们也要正视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我们要正视历史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种种结构性问题，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在这里也讲过，中日两国以前，或者中国是老大，或者日本是老大，现在换个了，第一次两强并列的局面出现了，在这种巨大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调试，双方民间如何完成。再加上美国因素，再加上未来等等，

　　在这么一种过程当中，历史问题到底占什么样的作用，它到底是占至高无上的作用，没有解决历史问题，我们一切都无从谈起，还是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平息，至少不要让这个问题毒化，就像没有梳理过的乱草丛一样，毒化了这堆乱草丛，这堆乱草丛像什么?像一堆干柴，有一颗火星上去，立刻就燃起一场熊熊大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是呼吁双方一定要出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是这个政治家绝对不是鲁莽。因为如果鲁莽，光有勇而无谋，光是鲁莽、凭自己的意气用事，哪怕你的意气用事完全是占据道德制高点，最后你导致双方的民间情绪在没有梳理的情况下，完全被毒化，我想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的结论当然这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日本官方已经否认了。至于他要来，还是不要来，要不要谢罪，还是不要谢罪，我建议中日双方的官方在缜密评估双方的民间情绪以及它的积极和负面的效应之后，再作出一个审慎的决定。

　　姜声扬：所以在梳理中日关系的同时，其实崛起中的中国还是必须要来好好重视日本的存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候再请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稍早前我们提到中日关系要大和解，双方要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魄力，不能鲁莽，而且必须要务实。但是民间方面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再次请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邱先生我们刚才提到政治家该做些什么，但是进入鸠山时代，两国民众该做什么?

　　邱震海：我的观点是鸠山如果能来谢罪当然非常好，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举动，我们喝采，这是一个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与此同时与这个象征性的举动更重要的，我认为我们要利用鸠山时代不可多得的，去扎扎实实在中日民间认知上面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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