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60年代，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空前繁荣，也让日本国民自信心高涨。1970年大阪世博会使日本成为首个举办世博会的亚洲国家。图为大阪世博会德国馆内在进行表演。

本报记者 唐烨

1960年12月，日本政府启动了一场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由此迎来了1961年至1970年的“黄金十年”。扣除物价因素，到1967年，日本提前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到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近日，一场以富民为主线的收入分配改革大讨论正在中国经济学界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关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这场收入改革的经历总是被提及，并被建议拿来作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参考。

“历史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仅从收入翻倍的角度来理解日本这场变革，盲目地借鉴一些表面经验，而不是将视野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探寻这场变革的根源和本质，只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扭曲机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斌并没有从日本这场变革一些细枝末节的具体做法谈起，而是抽丝剥茧地直达问题的实质。

收入倍增计划这样实现

1960年，日本经济站在历史拐点：结束了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不足、城乡差距日益明显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劳资矛盾凸显。

“关于日本下一步的经济走向，当时的日本主流经济学界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期，将告别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刚刚开始，应该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许斌说。

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采纳了后一种观点。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内容是，扣除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十年时间，实现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实际收入翻倍。

相应的具体措施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升级、鼓励高生产率产业，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

同时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出台了一些有力措施：如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完善社会保障计划，健全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在减税方面，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约占到日本1961年GDP的5％；政府制定了保护农民的农产品“生产价格”，大幅度提升农民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了约30％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很好效果。“按照测算，要十年实现GDP和收入翻倍，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和收入增速均应为7.2％。实际上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速和收入增速都达到了10％以上。因此，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实现了GDP和人均实际收入的翻倍。根据权威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以2000年不变价格估算，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为7118美元，1968年已经翻倍为14382美元，到1970年为17345美元，十年间实际增长了1.45倍。”许斌说。

收入倍增计划也缩小了收入差距。上世纪6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是0.33左右，国民幸福指数也很高。

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 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许斌解释，从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增长速度来看，这样的通胀率算不上恶性通胀。而且，当时日本银行存款率为7.2％，显著高过通胀率，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

日本抓住经济增长主线

正因为日本60年代初进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效果很好，以至于常常被人建议作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参考。

但是，“我们在解读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绝不能望文生义地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在分配领域实行的增加收入的措施。而应看到，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计划，其次才是收入增长计划。”在许斌看来，只有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和借鉴其中的经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时的日本政府究竟抓住哪些新经济增长点，才创造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许斌总结出三点：城市化红利、技术红利和开放红利。

第一，城市化红利。“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人口红利结束，政界和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城市化红利的力量。”

上世纪50年代的高速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收入差异，不平等的收入和机会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50年代末，激进团体的活动和罢工频频。但是，日本城乡收入的差距同时也带来城市化红利。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是日本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并于1975年实现城市化率75.9％。

第二，技术红利。“上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日本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利用这个差距可以创造技术红利。”

当时，日本在高科技方面主要模仿欧美先进技术，再经过消化吸收后，最后实现自我创新。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第三，开放红利。“当时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对外贸易上趋于更加开放。”上世纪60年代，日本加大了对外经贸合作：1960年，贸易自由化政策起步；1963年，日本加入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日本还举行了东京奥运会……

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红利，反过来也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开放带来的贸易收益让全体国民受益。”许斌说。

未促进往消费主导转型

不过，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收入倍增计划并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往消费拉动型社会成功转型。从CEIC数据来看，1961年至1970年，日本消费占GDP比重最高为54％，最低为48％。而投资占GDP比重最高为40％，最低为32％。十年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变。“这说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仍然主要靠投资拉动。居民收入增加的确促进了消费，但这是依靠投资完成的。日本当时并未完全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许斌说。

其次，日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很少。当时日本主要以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手段，而股市等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很不完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必然需要健康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金融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完全不匹配，这也为后来日本经济泡沫埋下伏笔。”

最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对人才的培养过多强调理科素养，而忽视了人文主义教育。“这造成一代日本人才思维过于机械化，导致日本科技创新后劲不足。”

中国从中借鉴的经验

客观回顾日本经济历史，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借鉴其中的经验。

在许斌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与6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有太多相似之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比例不高、城乡存在明显差距……

太多的相似之处背后是相似的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技术红利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城市化红利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许斌说。

在推进城市化方面，日本只有短短15年城市化红利，而中国远远不止，未来中部和西部地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方向。日本政府一直对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这些经验中国都可以借鉴。

在引进技术方面，日本的做法是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最后再创新，从而创造自主技术。在此基础上，日本创造出以丰田为代表的制造业神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还有很大差距，这决定了中国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模式，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

在对外开放方面，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只有开放经济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时，主要在贸易领域开放，但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当滞后。这一点值得中国反思。中国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既要谨慎，同时也不应过分推延。

更重要的是，许斌认为，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积极思变，全民展开大讨论，政府领导力卓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抓住了历史机遇，创造出经济的“黄金十年”。现在，中国同样面临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要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学习的是如何审时度势，积极引导全民共同努力，在减少经济领域中扭曲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的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