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26日电（记者廖雷、王慧慧、孙奕）本周末，中日两国将在北京再次举行经济高层对话。当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比肩而坐时，人们都在思考，中日到底相差有多远？

　　ＧＤＰ与下水道 ——从“算细账”看中日经济差异

　　回忆对日本的观感，刘江永毫不犹豫地说：“不要往上看，要往下看”。

　　身为日本问题专家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多次访日。印象最深的不是光鲜的城市，而是结构精湛、密集分布的下水道。

　　“类似的角度，也可用于观察所谓中国经济超越日本。”刘江永说。

　　日本官方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二季度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略低于中国。一时间，“中国经济登临巅峰看似势不可挡”、“美国还能挡住巨龙多久？”等标题占据海外媒体版面。

　　刘江永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今非昔比，随着“滚雪球”效应，总量超越日本是必然趋势，“但我们不仅要算总账，还要把数字拆开掰碎算细账。”

　　——从人均看，即使ＧＤＰ总量相当，中国的人均数字也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从实际财富看，日本的海外资产并未列入ＧＤＰ，而中国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更能反映真实国力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并不一定超越日本；

　　——从经济构成看，在日本ＧＤＰ中，个人消费占近六成，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

　　——从贸易结构看，日本近六成出口产品为高附加值商品，经济多为“绿色ＧＤＰ”；而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部分是“设计和利润留在欧美日，ＧＤＰ和能耗留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

　　在电器商场销售员张刚的眼中，中日经济的区别还有另一种表现：日本品牌的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价格稍贵也不乏顾客，自主品牌产品则需要更大力度的促销和价格竞争吸引消费者，“区别在于品牌含金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认为，经济低迷时期，东芝、丰田、索尼等大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有力地支撑了日本经济；而中国经济主要靠总量增长，缺乏核心企业和核心竞争力。

　　“与日本相比，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的企业何时能引领整个民族的发展。”樊勇明说。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日之间的差距远不止此：日元早已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日本城市化率25年前已近8成，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到一半。

　　社会学家则如此概括中日的区别：中国——“矛盾多发、转型困难”；日本——“经济低迷，社会有序”。日本已基本消除贫困问题，中国尚有1.5亿贫困人口；日本城乡、地区差异甚小，中国的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差不多”与“匠人心”——从一把改锥看中日管理差距

　　聊起中日产品的质量差异，曾长驻日本的记者冮冶喜欢套用“一把改锥”的例子：一些中国产品好比一把改锥，设计精良，使用起来却并不能持久。生产厂家解释说：上游厂家提供的钢材就是“差不多”的质量。钢厂也诉苦：购买的铁矿石也是“差不多”的质量。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加工精密程度和精细的社会管理。

　　日本经济产业省2007年评选的“最具活力中小制造业企业300强”名单中，零部件、机械制造和精密加工企业占三分之二；单个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很高份额的有超过六分之一。

　　“这些企业也许只是一个小作坊，却在各自行业独领风骚。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日本企业生产的高端数码相机可以占领大部分国际市场？为什么日本的新干线列车运行数十年来，基本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冮冶说。

　　一位移居日本的中国妈妈在博客上写到，日本的幼儿园要求，小孩每天都要准备若干个口袋，将所有文具、衣物和食物分门别类收纳整齐带到学校。

　　“看看我们的孩子，大部分精力都在做作业、练钢琴、学奥数，功利性太强，对孩子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的教育并不重视，培养的都是挥斥方遒的"天才"却很少脚踏实地的"匠人"，这背后的隐忧值得警惕。”刘江永说。

　　对此，冮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美国人多地广，增长靠“资源”；日本地少人多，增长靠“管理”；中国可以走一条混合型道路，“西部靠资源、东部靠管理。”

　　老瓶颈与新环境——中日应对挑战难度迥异

　　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备三个主要特征：整体经济可以划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同等劳动时间和同等劳动强度，在不同部门工资不同；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中国经济完全符合这三条基本特征，即使中国今年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也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环境、资源、社会等领域遭遇的瓶颈，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时已开始跨越。在全球化时代，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所处的发展环境更加复杂，还遭遇“未富先老”、“内需不振”等新困扰，解决问题的难度不言自明。

　　外交部政策司参赞朱宏海也列出了中国面临的9大困境：人均收入较低、资源匮乏、农业和贫困人口比重大、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社会发展仍处于现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业有待发展和完善、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和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

　　“所以，虽然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但如果西方国家用二、三十年后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中国，并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显然过于超前。”张宇燕说。

　　当中国以一名发展中成员的身份，搭乘全球化这列快车奋起直追时，人们似乎依然能够听到，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乘坐日本新干线列车时的感慨：“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