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益平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权衡的问题，就是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这三个问题上寻找平衡。想通过政府调控同时做到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是不可能实现的。黄益平说：“三者合在一起，是我们所说的‘不可能三角’，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者，最终必须要放弃一个。”黄益平主张，政府其实没有必要追求高增长，而是可以适当降低增长速度，进行结构的调整。

黄益平反对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调结构。他说：“当时的日本、韩国、台湾，包括新加坡，其实政府在经济中起的作用都比较大，但有没有调结构比较成功的例子？我现在看不太出来。”他主张要更多地走向市场化。

在“三难”问题中，黄益平特别重视防通胀。他认为，治理通胀不应该只看CPI指标，还应关注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是因为货币发得太多而产生的。只要货币滥发，就必然要在这里那里体现出来，资产泡沫只是货币滥发的体现之一。不能对资产泡沫视而不见。

黄益平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做了澄清。他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长期萧条，不是因为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而是因为资产泡沫。他说：“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日本的经济专家和官员，非常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经济学家，包括国际上的日本经济专家，说日本经济不行了是因为日元升值。”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是，日本政府为了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陷入了长期萧条。

然而，中国主流学界，多数人认为日本陷入长期萧条是因为日元升值，因此，反对人民币升值就成了国内的主流声音。但是，只要人民币不升值，就必然会多发货币，从而引起资产泡沫，而这恰恰跌入了日本陷阱。日本陷阱的真相不是日元升值，而是资产泡沫。

黄益平主张货币政策要“往回走”，要收缩。只要货币问题没解决，房价问题也就没法解决。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经济的三难

温总理今年说，中国经济面临两难，但您最近发表的观点是“中国经济面临三难”，请问是哪三难？

黄益平：这三难应该说不是理论，而是现在实际经济中碰到的问题。我们看，政府在讨论经济政策时，其实它的政策目标是多样化的，最明显、最突出的我们经常听政府说要“保增长”，保增长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为什么要保增长？后面的解释是要保就业，保就业才能保社会稳定。所以简单说起来这是第一个政策目标。

第二个政策目标是“调结构”，温总理在2003年以来一直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就是“控制通货膨胀”，今年的新说法是“管理通胀预期”，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要管通胀，这三点现在看来政府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保增长、调结构和管通胀。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尤其是在经济出现大波动时，这时你是追求经济增长还是调整结构？我们过去的经验，调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但如果增长出现问题，我们在1998年时已经有先例，这次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也非常明显，当我们的增长目标出现风险时，政府首先是保增长，一定程度上就牺牲了调结构的问题。

增长和通胀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权衡的问题。我们经济学里有一个“菲利普斯曲线”，简单来说就是，增长高了可能会导致通胀比较高，但如果增长下来了，通胀的压力也就比较低。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有一个权衡，这时政府更重视的是哪一个？有时候不太好说。因为政府觉得增长对社会稳定很重要，对保就业非常重要。通胀对社会稳定也很重要，如果通胀太高，老百姓就会不满意，不满意就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定风险。

三者合在一起，是我们所说的“不可能三角”，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者，最终必须要放弃一个。很可惜的是，就我自己的观察，在过去7到10年的政策实践中，保增长最重要，管理通胀也很重要，调结构，我们一直说它非常重要，但调整力度还是不够大。

从历史上来看，英国有过200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美国也有过100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而这都是在政府很少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政府的干预比较少，市场其实是能够同时实现您说的这三个目标的？

黄益平：第一，我想指出来，这并不是都可以实现的。以美国为例，大萧条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显然问题非常大。

第二点需要指出来的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过去确实实现100年也好、50年也好，一直在增长，长期来说是这样的，短期来说有经济周期，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10%的增长保持了30年，这是没有的。

我说的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可以做到，但你要在各方面作出权衡，实现一个方面的目标，就必定会在另一方面有所舍弃。

网易财经：不能同时做到，只能分步骤做到？

黄益平：起码在极端程度上不可能三者同时做到。经济增长很高可能就会导致通胀压力，对增长过度重视，调结构本身难度就会比较大。

从经济史上看，有没有政府出面来调结构而取得成功的例子？

黄益平：应该是比较少。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一直是靠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经济。到了1970、1980年代，它的经济基本就崩溃了。

从亚洲来说，有一个所谓的“东亚经济模式”。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一般来说是就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对外开放、出口导向等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主导经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没有像前苏联这么高。当时的日本、韩国、台湾，包括新加坡，其实政府在经济中起的作用都比较大，但有没有调结构比较成功的例子？我现在看不太出来。

现在转型比较成功的应该是韩国。韩国为什么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发生了金融危机，原来它的大公司集团一下出了问题；一方面是它更多走向市场化，另一方面就是原来的独裁者下台，走了民主化。

是不是政府调控一定就不会成功？我不知道。这里需要各种平衡，如果政府做得好也会有可能，但可能性比较小，起码从现在来看，好象还没有看到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经济增长三方都做得非常好的非常突出的先例。

如果要在三难中选择最重要的一项，您会选择哪一项？

黄益平：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通胀和调结构。当然，我不能说增长不重要，我认为增长也很重要。如果让我选择，最后我会在三者中取一个权衡。

我认为不需要一定要保八或保十，保六不错啊、保五也不错，这时就可以腾出手来调整经济结构。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并不是说政府的判断不对，唯一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往往在太多情况下把调结构作为了牺牲品，这对长期来说是危险很大的。温总理在2003年就提了出来，增长质量的问题不解决、发展模式不解决，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是持续不下去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越拖，以后的问题就越大。

通胀预期很严峻 不要被CPI误导

从目前来看，政府是不是还没有把防通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而是把保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黄益平：我认为政府是很重视防通胀的，因为我们有历史教训，通胀太高老百姓不满意，是有政治风险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本身通胀压力还不是很大。但通胀压力是不是大，这里有一个判断的问题。现在举例回头来看，美国为什么发生次贷危机？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人说是银行家不讲道德，有人说是金融创新太多了。其中有一种观点：格林斯潘当初当美联储主席时，货币政策环境太宽松。为什么货币政策环境宽松？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中央银行家，他当初的问题是，因为通货膨胀水平非常低，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CPI非常低，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房地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严重。

现在回头来看通胀，单纯看CPI问题不大，但如果把资产泡沫这块合在一起，其实当初的通胀压力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说问题差不多。

如果CPI通胀压力到了8%、10%，政府是不是还会不重视？我相信政府会很担心这个问题，会采取措施来控制的。

您怎么看接下来的通胀形势？下半年还会继续保持CPI涨幅超过3%的形势吗？

黄益平：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下半年通胀前景比较乐观，前几年价格平稳下来了，再加上下半年基数上调，所以大家觉得今年通胀压力不是特别大，我可能是属于比较担忧通胀问题的那部分人。原因主要在于几方面：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政府钱发了很多，去年9.6万亿的新增贷款，今年政府说是7.5万亿，也可能打不住，不管是什么数据，这都是非常庞大的。也就是说，市场上流动性很多，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来看，钱多了总归是要爆发出来的，也可能通过CPI爆发，也可能通过资产泡沫爆发出来。我认为前段时间政府一直在打击不法商贩，炒绿豆、炒大蒜的，但问题归根到底不是简单的不法商贩的问题，不法商贩每个国家都有、每个时段都有，为什么现在问题这么突出？就是因为钱多了没地方去。以前可以炒房地产、可以炒股票，现在房地产都没办法炒，不是很确定，钱压在那里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通胀还是很担忧的。

第二个问题是食品价格的问题。现在往上的势头还是比较清楚的，尤其是最近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食品价格往上走，压力就会比较大。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通胀，1988年的通胀，1993、1994年的通胀和最近2007、2008年的通胀，几乎每次都是食品价格开始往上走导致的。当然同时有一个条件，货币价格环境比较宽松。

第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现在工资上升速度很快，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压力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手上的钱多了，购买力增加了，购买力增加后最终都会导致价格往上走。三者加在一起，我觉得通胀的前景不是非常乐观。

网易财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政府虽然很想要防通胀，但其实并没有出台多少防通胀的措施？

黄益平：现在并没有太多措施出台，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毕竟现在CPI还只有3%左右，所以现在直接压力感觉还不太大，但这并不表明政府对通胀问题不重视，其实它是很重视的。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官员还是担心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把这几点合在一起，我相信他们现在对于通胀是担忧的，但担忧程度赶不上对保增长的担忧。

但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措施的话，等到未来通货膨胀很高时，会不会使得老百姓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

黄益平：我同意，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往回走一些。不管现在有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有没有进入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可能，再出现2008年底、2009年初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所以货币政策要往回走。

不走的风险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担心增长，觉得如果增长保不住，政策风险就会很大，所以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到了欧洲债务危机出来以后，国务院和央行同时出来说我们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担心增长。当然，你也许通过这样支持了经济增长，但潜在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到时就像你说的，再调整时就会比较剧烈，而不是简单、温和的调整。

我觉得更可怕的还不在于这里。CPI也许没上去，资产泡沫上去了，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说日本“失去的10年”或者是“失去的20年”，很多人说是因为广场协议，我觉得没什么道理。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之后，为了抵消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后果，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贷款增长速度增加，利率往下调，货币发行量大幅度上升，最后制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泡沫。到1980年代末，它的实际资产泡沫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西方国家资产泡沫膨胀的速度，最后调整就来不及了。

中国走向日本式资产泡沫陷阱

您刚才提到了日本的广场协议，是不是可以说日本过去之所以陷入萧条是因为它走了一条错误的路，放任资产泡沫？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走日本当年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老路呢？

黄益平：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我想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最担忧的问题是，我们每次讨论日本问题都说是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20年没有增长，也就是说，日元升值是很可怕的，而且它导致的政策结论含义是，千万不能在美国的压力下让人民币升值，一升值，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日本的经济专家和官员，非常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经济学家，包括国际上的日本经济专家，说日本经济不行了是因为日元升值。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日元大概在1970、1980年代升过两次。1970年代初升了33%，八1980年代，也就是广场协议之后，大概升了37%，幅度差不太多，但前面一次调整后就没有导致严重的结果，后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呢？第一是日本因为出口导向，和我们一样，所以不愿意让货币升值。货币升值会影响出口，影响出口就会影响增长，短期内它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调整，一直在抵制升值。所以到了1980年代中期，它的经常项目顺差就上升非常大，后来美国的逆差比较大，所以有一个广场协议.在纽约广场饭店，西方国家的财长一起开会，和中央银行行长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要解决汇率失调的问题，最后让日元升了37%，一年之内基本就结束了。

但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贬值的压力，这个措施第一是从数量上的，贷款增长上升，货币发行量上升；第二是减息，为什么要减息？钱多了以后升值压力就减轻了，但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把资产泡沫给吹起来了。

拿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最悲哀的不是我们把他们的政策含义教训解读错了，而是我们恰恰正在重犯它当年犯过的错。我们不但没有避免当初它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恰恰是在做当年导致它的经济出现大问题的错误做法，不愿意让货币升值，不愿意加息。因为加息会导致我们货币升值的压力更大。不愿意收紧流动性，收紧流动性之后货币升值压力就会更大，而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我们资产价格泡沫的大幅度上升。所以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确实和日本当初导致大问题的做法有类似的地方。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起码现在政府从政策宣言来看对资产泡沫还是很警惕的，尤其是房地产的问题。

实际上在日元升值的同时，德国马克也在升值，但德国却并没有出现日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明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其实也没必要那么担心？

黄益平：刚才说了，现在很多人担心我们重走日本的老路，但我自己觉得对决策者来说，最有说服力的还不光光是日本的问题。日本问题就够吓人了，如果我做经济决策，你告诉我日本当年决策是这样，一升值，经济就完蛋了，那我肯定会很谨慎，回去后要琢磨琢磨，不能犯人家已经犯过的错误，那我就太傻了。

但我觉得更直接的，让决策者更担心的问题就是你告诉决策者，货币一升值，出口就毁了，出口一毁我们的就业就没有了，就业没有了……我们保增长保什么？就是保就业嘛。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做了货币升值压力测试，升值3%出口就完蛋了，我们的就业市场就会出现很大逆转，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可能是更大的担忧。对他们来说，这种威慑力更大。

是不是可以说，由于我们错误地总结了日本的教训，我们错误地警惕汇率升值，在这么做的同时却使我们犯下了最重大的错误——放任资产泡沫？

黄益平：如果我们错误解读了日本的教训，我们就会真正地走向日本走过的老路，犯日本犯过的错，我们的资产泡沫风险就会比较大。

房价问题其实是货币问题

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鸡蛋价格在猛涨，房价也在回升，成交量也在上涨，您怎样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

黄益平：当然鸡蛋等个别农产品有一些自然因素，农业生产有周期性、季节性，和自然环境有关系，比如发大水等其它一些自然灾害，都会影响农业产出，所以会对价格有影响。

但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食品价格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个别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它发散的可能性很大，但发散是有前提的，怎样才能发散？就是流动性很多嘛，所以我同意并基本坚持一个看法：通胀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货币的问题。没有钱，通胀怎么上得去？

它以什么形式出来我们不知道，比如房价问题。房价问题对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是很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希望它价格大涨，可是你也不希望它价格跌下去。

对我来说，如果你担心房价的问题，就要考虑供求的问题，但供求问题的其中一个做法是要把流动性管住。每个人手上有这么多钱，你的存款利率这么低，通胀比存款利率高意味着什么？实际存款利率是负的，我把钱放在银行里一个月就会损失一个月的钱，放两个月就损失两个月的钱，这个问题不解决，钱总归会在一个地方爆发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不解决货币问题，房价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

黄益平：当然了也可以把它打压下去，不许买第二套、第三套房，这样行政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有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您怎么看从去年到今年出台的这么多调控房价的措施？

黄益平：这次调控号称是“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但在我来看，总体来说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措施下去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基本就是稳定了一段时间，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价格明显下跌，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房价大跌基本不可能的原因。

年初时我觉得房价有跌的可能性，有些地方可能稍微跌了一点，但归根到底它有政府冲动的因素，可能地方政府有卖地的冲动，这是它很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中央政府来说，保增长也很重要。到现在为止，起码我的感觉是继续跌的可能性很低了，不排除价格已经开始往上走了，之后是不是还会采取措施？我想还是会采取的，涨了它比较担心，但难就难在我们的手段往往不是货币政策手段，而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要把握准确性是很难的。

：就是您经常说的，“用微观的方式来调控宏观的问题”，对吗？

黄益平：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大的问题。当然了，过去习惯做这个，也是熟能生巧，擅长做这个，但现在碰到的有些问题是新问题，再像过去那样请发改委调查调查、检查检查、控制控制投资规模，效果不一定好。

投行经济学家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在您的经济学生涯中，您受谁的影响最大？

黄益平：受影响比较大的人比较。以前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周其仁(博客)老师，陈锡文先生，大家可能都知道林毅夫老师。和他们一起工作，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非常实在地关注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去做调查，做分析，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可能这由此决定了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关注点永远和实际经济有关。

后来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郜若素(Ross Garnaut)。以前在中国做过大使，是澳洲前总理的首席经济顾问。他也对实际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总体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关注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我在过去20年一直这样做，恐怕以后也不会改变。

后来您做了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担任投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对您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益平：在投行做经济学研究，客观地说可能不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因为有很多是短平快的工作，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帮助投资者、投行的客户提供价值，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从研究来说不是特别严谨。但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到了银行以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每天和投资者、客户打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天信息非常多，而且这些客户都是国际上非常优秀的大客户，他们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敏锐的，多数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你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最有收获的。到今天为止，我再来看政策问题、看市场问题，可能和其他学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您在当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其他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之间的竞争压力？

黄益平：竞争肯定是有的。投行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行业，因为很多业务你做了我就做不成，但大多数投行经济学家之间还是比较好的朋友。我的总体感觉是有竞争，但不是相互间就变成了敌人，我和很多投行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您比较欣赏哪些投行经济学家？

黄益平：我觉得投行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很优秀的。谢国忠(博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比较突出的地方在于他比较敏锐，每天都在关注那些值得担忧的风险，这对投资者有非常高的价值。

其它类型的经济学家，比如德意志银行的马骏等，他们就是做分析比较严谨。投行领域里有不同的经济学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你想，在这些大行做经济学家的都是经过各种考验的，而且本身他们的资历就非常好。但你会发现，他们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有的特别擅长跟市场对话，有的特别擅长做一些严谨的工作，同样都非常优秀。

您后来为什么放弃了投行经济学家的职务而到了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黄益平：我的问题可能跟他们的问题不太一样，因为我去投行时就是从学校过去的。以前我在国外的学校工作，而且我去的时候并不准备在那里做很长时间，就是希望到投行去实地学习一下金融市场的运作，获取一些知识，因为我对那个研究感兴趣。我的计划一直是要回学校或研究机构工作，当初我告诉老板是我会在那里干一到两年，可很不幸的是后来一直干了9年。开玩笑。主要是我们部门环境非常好，和上级关系处得非常好，工作非常愉快，节奏非常紧张，但大家心情愉快，所以工作了很久。

我后来离开是在2009年年初，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工作压力增加了很多，第二方面原因是经济危机后人员减少，所以工作量增加了很多，每个人都要找经济学家谈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事上的头疼的问题比以前多了很多。另外我在投行干了9年，还要考虑以后能不能回到学校的问题，回北大、清华，回比较好的学校，并不是你在投行干过就可以来做教授，不是这样的，而是要看你有没有研究能力、有没有研究成果。能不能回来是有一个时间效应的，时间太长恐怕会有困难，所以金融危机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