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副教授吉泽诚一郎。

　　“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呼吁尚武精神的言论很有影响力，酿成了军人抬头的风气，而文弱的男人不能当兵，需要按照体育的理念培养男性的身体能力，如此情况是建构新式男性形象的过程。” 昨日下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副教授吉泽诚一郎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演《近代中国的尚武精神与男性形象的建构》。

　　近代日本伦理和男性形象

　　吉泽诚一郎认为，明治时代日本的相关伦理与社会状况（武士道、军国观念、征兵制度）对中国男性的观念产生了影响，他的演讲从近代日本的伦理和男性形象谈起：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重视民间思想和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家族内部重要的联系纽带是“感情”，而不是“讲道理”，讲道理是处理家族外部的事务。

　　吉泽诚一郎评述的另一位比较保守的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出版了一部《敕语衍义》，呼应官方的《教育敕语》，倡导“夫妻之间应该相爱，丈夫应该精心照顾妻子，妻子应该服从丈夫，丈夫主外，妻子主内”。他的思想来源除了儒家思想外，还有来自欧洲的保守主义思想，他同时倡导男人应该为国战斗直至牺牲。

　　明治时代的另外一位学者新渡户稻造信仰基督教，将日本传统的武士道介绍给美国社会，并试图将武士道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在《武士道》一书中，他说“女子为了她的丈夫、家庭以及家族的利益而舍身，正如男人为了主君和国家的利益而舍弃自身一样，都是自愿的以及堂堂正正的‘凛然就义、自我牺牲’”，并据此提炼出日本文化结构中的“自我牺牲”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吉泽诚一郎描绘了一幅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在家庭、性别等领域的图像。

　　中国男性的日本经验

　　吉泽诚一郎认为，晚清时代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时深受这种文化影响。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元老宋教仁1905年1月1日的日记记载，他在浅草游览新年游园会时，发现日本公共文化与大众娱乐都弥漫着民族国家认同与集体主义精神。在日本的游览，让他认知到公开纪念为国牺牲的军人的重要性。梁启超游览日本上野时经过兵营，发现日本士兵手持“祈战死”的旗帜游行，大受触动，概括出日本尚武而中国右文的文明比较结论，因此在报刊上大声疾呼宣传尚武精神，并以为非如此不可以塑造中国男人的男性气质。后来梁启超追溯中国古代历史，编写一本《中国之武士道》来接续中国的尚武精神的历史脉络，将中国儒家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孔子阐述成一个重视武德的勇者，从而砥砺当时处于积弱而困厄之中的国人。当时的《新民丛报》发表一篇《日俄战记》指出，日本的武士道和大和魂，是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东亚病夫”成为中国知识界批评国民最流行的词汇，而健身强国的论述成为一种主流叙述。

　　晚清新式男性形象的建构

　　吉泽诚一郎指出，在晚清建构新式男性形象的过程中，这些尚武话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中国国民诚一尚武之国民也”，同时也发表很多文章强调体育的重要性，指出“身体强则人民强，人民强而国家自无有不强。”当时的天津还出现体育社，提出“就时势言之，我国宜行通国皆兵之制，以竞胜而争存。”《大公报》还发起公开面向社会的征文活动，主题就是如何唤醒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很多应征者从剪辫、服装等角度阐述如何塑造中国男人的男性气质。

　　吉泽诚一郎指出，即使当时的新女性如秋瑾，其实也具有一种很浓厚的男性气质，正是这种气质潜在地塑造了她的革命者形象。

　　吉泽诚一郎认为，明治时代的男性形象跟日本的军国主义有一定关系，当时社会思潮主张的武士道、自我牺牲等核心精神都是从这种时代氛围里生长出来的。

　　而中国知识界引入这种男性的社会角色后，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与社会建构造成重大影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在民国之后的边缘化。民国以后军人抬头，武人力量增长，民国初年中国进入一个军阀混战时期，也跟清末的尚武精神有一定的历史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