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1/3。

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3万人，到2008年已经突破10万大关。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

友人提醒隐患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

友人提醒隐患

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

每三对夫妻有一对离婚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前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

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

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

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

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悲剧。

低头思故乡

孩子们背的第一首诗

就是李白的《静夜思》

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

据钱江晚报（来源：成都商报”字样。违反上述声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