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大介

6月6日，在盛夏的北京，中日两国进行了时隔3年2个月的财政部长级对话。日本方面的参加者由麻生太郎副总理兼财务大臣及财务省全体干部构成。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包括财政部长楼继伟及中国财政部相关干部。

这次对话的中心是6月下旬即将在北京举行《章程》签署仪式，关于今年年底开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个由中国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在印尼首次倡议，目前总计有5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机构，日本会参加吗？

麻生财务大臣的回答是“NO”。日本错失了参加亚投行的绝好机会。换句话说，在不参加亚投行这个决定上，日本犯了重大外交过失。

这归咎于安倍晋三首相，麻生财务大臣以及日本政府首脑依旧固守的“20世纪思维”。

在日本经济备受称赞的20世纪后半，亚洲经济可用“雁行型发展模式”来说明。在雁行模式里，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日本起着引领群雁的作用。雁群中紧跟日本的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跟在四小龙后面的是东盟（ASEAN）。整个雁群的最后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头脑里，至今还固守着这个“20世纪雁行模式”的思维。我没有问过安倍晋三首相本人，但至少从言行上来看，似乎在安倍晋三首相的头脑里也有着同样的思维。因为4月29日安倍首相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讲就是以“20世纪思维”来阐述日美关系的。

安倍首相自从2012年年底接任政权以来，高举安倍经济学的旗号，为实现“让日本重归繁荣”而奔波。但困扰日本的少子高龄化的问题何去何从？

在这35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新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似乎正按照自己构思的“21世纪雁行模式”发展，这种模式与日本人过去的印象完全不同。

牵头21世纪亚洲的是中国。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和人口很快会超过中国的国家印度。位于第三梯队的是韩国等2015年末即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东盟的富裕国家或地区。组成第四梯队的是，东盟的不发达国家。

如今，中国在很多方面已在日本之上。经济层面，中国早在2010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如今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日本的两倍以上。在政治层面，作为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参与处理从朝鲜到伊朗，以及亚洲各种问题。

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似乎表明，1966年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这台旧式引擎，不能实现中国牵头的“21世纪雁行模式”。

中国刚刚提议创立亚投行，就有57个国家表示同意。这其中包括，以印度为首的亚洲区域内的37个国家，欧洲等亚洲以外区域的20个国家。今年6月下旬在北京签署《章程》后，亚投行将于年末正式成立。根据协议，亚投行本部将设在北京，由中国人担任其总裁。

就这样，中国正在通过设立亚投行一步一步实现“一带一路”构想。而此时的日本安倍政权，大致有两个选择。

第一，参加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就意味着与中国合作。暂且接受中国构想的“21世纪雁行模式”。

第二个就是拒绝参加亚投行。这意味着和中国对抗，否定中国想要推行的“21世纪雁型模式”，继续维持其“20世纪雁行模式”。即使作出改变，也只接受把中国置于雁群第二梯队这一做法。

安倍政权选择的是后者。这是走向孤立的一条路，是有可能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独老人国家”的路线。这源于对同盟国美国的依附。从4月26日到5月3日，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再一次确认了不可动摇的日美同盟关系。他认为，只要日本和美国站在一起，不论是20世纪后半叶还是21世纪，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所以对于亚投行，既然美国都没有参加，日本当然不参加。

但是，关于此问题我采访了2008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日本驻美大使的藤崎一郎先生。藤崎大使作出以下回答：

“日本参加亚投行未必是坏事。但是，像英国，韩国等国家那样，虽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但却完全无视美国的立场，表明自己的参加意愿也是不好的。日本要是参加的话，只要事先征求美国意见，仁至义尽地向其阐明自己的想法后，就可以了。”

另外，我曾采访过原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先生，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担任过联合国大使，关于这件事我比较清楚，中国一直以来试图扩大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权限，但是主要遭到美国的反对，未能遂愿。日本也是一样，负担着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会费，却未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能成为其中一员绞尽脑汁。总之，日本和中国一样，都在试图与不公平的欧美国家对抗。

但是这次，中国先一步果断做出挑战，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不用说亚洲，连欧洲的主要国家也赞同了这一倡议。与此相对应的是，只有日本仍对是否参加犹豫不决。

日本犹豫的真正理由，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裁从设立开始连续9任都是由日本人担任。但是，亚洲已经不同往日，继续由日本支配亚洲开发银行，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亚洲开发银行不是日本的私有物品，同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中国的私有物品。只有由日本和中国同心协力使亚投行获得成功，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绝好机会，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20世纪冷战时代那样，“无论什么事，只要依附于美国就好了”，对于这种想法我一直存疑。

4月5日，美国原财务长官劳伦斯·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经济新时代的到来》的文章。其内容针对3月中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相继表明参加亚投行的事实。

“这一个月，作为见证美国于全球经济体系领导角色结束的瞬间，也许会载入史册。中国想要建立新体制的努力，使得美国对英国为首的众多传统的同盟国的游说以失败告终。这在战后体制开始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新体制下，美国或已不再扮演全球经济模式制定者这一角色。”

萨默斯曾经的盟友，被誉为“日元先生”的榊原英资原财务官在朝日新闻4月9日的采访中，做了如下阐述：

“不能轻视美中关系。美国和中国有着超乎日本想象的深刻联系。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和中国有可能越过日本达成妥协。为避免只有日本拒绝参加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应与美保持密切的沟通。”

美国会越过日本参加AIIB——1971年尼克松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1971年7月15日，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在没有事先通知同盟国日本的情况下，发表了访问作为日本和美国当时共同敌人中国的声明。此决定使当时的日本政府陷入“被敲打了的蜂巢”一般的混乱状态。

44年过去了，日本没有变，只抓美国这根稻草。但中美将于6月进行战略经济对话，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访美。3月下旬，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问了中国。可以说，美国越过日本表明参加亚投行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进入21世纪，亚洲的潮流是军事上和美国绑定，经济上和中国绑定。日本贸易量约20%依附于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亚投行问题乍看是关于是否加入一个新银行的问题。其实却是关乎21世纪日本未来的重要分歧点。首相安倍和财务大臣麻生并不理解这一点。但现在开始也不晚，日本应该参加亚投行。并且应该和中国通力合作，引导亚投行取得成功。